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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争利还是让利民 一、 对政府提供保障廉政服务的态度 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府同意今年建设1000万套住房，并在“十二五”期间计划建设 3500万套住房。两会代表欢呼雀跃，报以热烈的掌声，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表示支持。 笔者一方面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提供保障性廉租房是 政府职责，把它列入了政府的目标和任务之中。这是房地产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另一方 面，从现有事态的发展来看，此事也不无令人担忧。 担忧之一是，政府通过垄断保障性廉租住房市场，进一步扩张自己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 力。 担忧之二是，政府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担忧之三是，通过城中村改造来解决保障性住房，其结果是与民争利。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政府到底应当怎样提供公共保障服务，或者说，到底应当怎 样来观察和看待政府行为? 二、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限度 中国各级政府的门口都挂着“某某人民政府”的大牌子，也写有“为人民服务”, “立党 公，执政为民”的大标语，然而，仅凭这些标语、口号是无法判断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 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个可以执行和检验的行为标准。我们的政府官员哪一个 不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事实如何?远的不说，最近被审查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及其 同伙、那个与本人同名的总工程师张曙光，他们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他们自己及一 小撮人服务，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身体力行的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利。 其实，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界限和标准是，政府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 如果是与民争利，那就是刘志军一伙，与强盗、黑帮无异。他们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从 老百姓口袋中抢钱，哪有让利之说；如果是让利于民，还权于民，那就是真正的人民政府 为人民。这里没有什么既不争利又不让利的中间地带。据此而论，政府除了合理的税收和 恰当的转移支付，不能采用其他手段参与收入的再分配。 之所以“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能成为判断政府行为的一个基本标准，原因就在于，与 民争利是无限的，而让利于民是有限的。政府要与民争利，就会无限扩张， “狮子大张 口”,手伸得很长，无法约束，无法制止，官员也会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腐败成性，前 赴后继，以至搞得民不聊生，政府垮台。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而让利于民则是有限度的， 不可能让到政府一无所有，官员无以生存。相反，在现代社会，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 要机构。政府要生存，要提供公共服务，就要掌握一定的财力，它的规模以满足政府提供 公共服务的需要为限，且有一个合理标准，经济学上有最优税率一说。足见这是有根据的。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判断政府行为的一个具体标准就是，政府的税收和收入要与政府提 供的公共服务相适应或者相对等。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收入远大于政府提供的服 务，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收入的支出没有用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而是用在了其他方面，通过 各种途径，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财富，至于挥霍浪费，诸如“三公”消费之类，就不用 讲了，单是政府吃喝一项， 一年就达6000多亿，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很多方面仍然 缺乏。比如，在产权保护方面，至今仍然没有一套严格执行的制度规则，很多仍以官员讲 话为准，说变就变，产权仍然不是一个制度变量，而是一个政策变量，甚至政府官员直接 侵犯私人产权，发生强征、强拆、强建之类的事情。 不仅如此。政府占有的资源和收入已经不少，但是，政府仍然认为自己的收入不足。目前， 税收占GDP的比例为20.9%,并不算高，但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32.2%,已 相当高。然而，不久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著文说，目前的政府收入占比不高，政府 收入满足不了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政府收入的比重。根据复 旦大学教授韦森的计算，现在政府税收8万多亿元，全国13亿人口人均纳税6200 元，而 去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是5919元，低于人均纳税水平。我们不知道政府收入(包括预算收 入和预算外收入)多少为合适，能否为政府收入规定一个最高界限，严格监督，不许超过。 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看，也可以找到一个界限和标准。全部社会产品大致分为三 类：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半公半私产品。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军队警察当然不能由 私人来办。如果这类产品政府供给不足，出现黑社会势力，这只能说明政府无能，因为政 府供给不足，才有黑社会替代供给；如果政府供给充足，黑社会也没有活动的余地。私人 产品由市场供给，也不成问题。问题就出在半公共半私人产品方面。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 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组织制度的创新，自然垄断 的内容和范围在缩小，竞争的内容和范围在扩展，过去作为自然垄断的领域也出现了竞争 性，政府在退出，市场在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