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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稳坐全国视听市场的双丰收 一、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选择 2012年7月13日，《中国好声音》节目是荷兰首次制作的电视音乐工作者秀节目。2012年7月，它与350万中国人购买了版权，并于13日在浙江省电视台上正式发布。该节目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联合打造, 其定位为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 完成了中国电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 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同于国内以往的音乐选秀类节目, 浙江卫视将《中国好声音》明确的定位为音乐评论类节目, 并且将以往的节目评委角色改为导师, 将评委的点评改为现在的导师与学生间的相互选择。另外《中国好声音》的一个开创之处是各位导师在选手唱歌时背对舞台, 只有当歌声打动导师的时候才会转动椅子承认歌手的音乐。这种方式将声音作为最重要的歌手选择标准, 单纯以歌唱的水准来决定选手的去留, 很好的改掉了以往节目掺杂以貌取人以及内幕交易等情况的出现。 在导师的选择上《中国好声音》请到了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著名歌手作为明星导师对成功留在梦想舞台的优秀学员言传身教。这四位导师在华语音乐中都是极具有号召力的歌手, 特别是刘欢和那英的两位导师的出现唤起了无数人的记忆。在导师选择上浙江卫视抛弃了毒舌评委的套路, 将真正懂得音乐, 在音乐上有成就的歌星请到节目中来, 这无形中就增加了节目的分量和看点。 《中国好声音》在制作上照搬《荷兰之声》的同时积极照顾中国电视受众的收视心理, 充分挖掘感人和励志的故事来从情感上契合受众收视心理需求。同时《中国好声音》在舞台灯光设计上也下足功夫, 使得每一期节目都想在听一场精心准备的演唱会一样, 这种真诚的态度和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再加上选手高水平的演唱都为节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 从特定需求动机来分析 “使用与满足”研究起源于20世纪的40年代, 其产生一改以往传播学研究集中于传播者的状况, 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受众。该理论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特定“需求”的个人, 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 从而使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在“使用与满足理论”下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收视选择者, 其是针对自己的需求对繁多的电视节目进行有目的收视以达到自身的节目收视心理需要, 而不是毫无选择权的节目观众。“使用与满足”理论从某种程度上为传播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同时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和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 特别是在我们称之为“信息爆炸”社会的当下,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现实性条件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保障。 三、 节目质量的提高 《中国好声音》在第一季中将节目分为“导师盲选”、“导师抉择”、“导师对战”、“年度盛典”四个阶段, 而其在开始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盲选”。《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过程中, 导师背对舞台, 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 只有歌手的声音打动导师时, 四位导师才会转过身来选择, 这一盲选形式首先打破了除歌手声音之外的衣着, 外貌等因素的干扰, 单纯以声音来选择选手, 这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选择的公平性, 在中国当前遍地开花的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可以说是真正客观性的开始, 同时这也杜绝了其他选秀节目中电视观众对于歌手实力的质疑。从这一点上来说, 《中国好声音》以真诚的态度、公平的选择很好的抓住了受众的心理。 著名传播学者D.麦奎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进行的电视节目受众调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受众收看各类节目是满足了自身的“心绪转换”、“人际交往”、“自我确认”、“环境监测”四个基本类型的需求。从《中国好声音》的节目类型上看, 其首先满足了麦奎尔所总结的受众的“心绪转换”需求。其为大众提供了消遣和娱乐, 给人带来情绪上的放松和解放。同时相比较其他类同类的电视娱乐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在节目形式上没有像以往的选秀节目一样从海选开始, 而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已经对报名的选手进行了初步的筛选, 这一事先完成的环节帮助大众淘汰了众多唱功参差不齐的选手。当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平民选秀节目刚刚兴盛的时候, 海选被看做一种公平的、真实的和亲近的选秀节目方式而为电视观众所称道, 但是随着这一形式的广泛使用以及随后各种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在海选过程中所出现的雷人、低水平、怪异等现象频繁的出现, 大众已经形成了审美上的疲劳, 而《中国好声音》在此时出现则恰恰改变了电视观众在以往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中形成的审美疲劳心理。《中国好声音》从第一期开始每一位上台演唱选手的都是具有一定音乐唱功、具有一定台风的高水准歌手, 这就使得电视观众在收看该节目时能够去除掉那些在音乐上没有天分的声音, 直接就进入到一种聆听音乐、欣赏音乐的阶段。另外在“心绪转换”的满足需求上的另一点表现是, 《中国好声音》并没有沿用其他电视选秀节目中邀请毒舌评委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