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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台湾地区大学生异性交往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 序言 (一) “个人事件”是婚姻“结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交往 青年时期的异质结交流，简称“青年异质结交流”，是指青年男女在婚姻期间进行的所有交流过程，包括青年对性和爱的概念和行为实践。在恋爱结婚成为主流的现代,青年异性交往已成为婚姻缔结前不可缺少的过程。结婚前的青年男女交往如何展开、异性交往对青年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如何理解爱和性?这些问题既是青年人自身感兴趣的问题,也是需要作出系统解释和回应的问题。 青年的异性交往具有“个人事件”的特点。相比之下,结婚事件具有显著的社会性特点,即结婚不仅是男女双方当事者的结合,也往往意味着当事者双方的家庭、甚至家族(亲属网络)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青年异性交往是婚前关系形成(premarital dyadic formation)的重要组成。刘易斯(Lewis,1973:16-25)以美国中产阶级为调查对象,著文指出: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前提下,青年配偶选择过程中含有男女双方确认相互的类似性、形成亲近感、展示自我、获取角色、适应角色、关系结晶化等六个发展子过程,直至双方交换誓言以达成伴侣认识的自我认同。他同时指出,上述各个过程中,前面子过程的达成程度将影响后续子过程的达成程度。作为择偶过程的组成部分,具有“个人事件”特点的青年异性交往过程是婚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具有“社会事件”特点的婚姻成立具有重要的关联作用。 一般来说,家庭社会学中的“青年异性交往”讨论主要由三个内容组成,即青年时期异性关系的发展阶段(Spranger,1949;Hurlock,1955)、以恋爱为主要内容的青年文化以及恋爱的功能和负面功能(Waller,1937;HavighurstHilda,1949;McCary,1979)、以及异性交往的观念和实际状态(望月嵩,2003)。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大背景下,青年异性交往会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家庭的生命周期(life circle)中,与婚后家庭类型、规模、结构、功能的不断弱化趋向相比,婚前的青年异性交往显示出颇为活跃的趋势。婚前青年异性交往的功能,一般而言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消遣放松、获得同伴认可、学习性别角色、选择配偶。异性交往过程对于社会个体在青年时期的社会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青年从自己所生所长的定位家庭(family of orientation)中分离出来而独立构建自己生殖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的第一步。 然而,异性交往对于青年的社会化来说并不意味着只有正功能。相对于成人文化而言,青年文化在拥有对抗性、逃避性特征的同时还重视游戏性,因而消遣放松方面的功能会被过度强调,以至于可能不能顺利培育出婚姻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和情感,从而成为迈向婚姻的阻碍因素,即负面功能。青年异性交往的国外实践表明,婚前异性青年之间交往的“负面功能”甚至可能导致传统结婚形态产生变化,从而对婚姻政策产生根本而深远的影响(刘汶蓉,2012)。这里的负面功能指的是上文中的“个人事件”的某种或诸种环节的过度彰显而导致结婚这一“社会事件”无法有效达成。值得注意的是,异性交往的低龄化、性解放潮流、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家庭制度的趋弱等因素,都是这种负面功能容易产生的原因。因此,对青年婚前的异性交往展开系统研究,不仅在理论研究上,也在社会动向实际的预测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 代时期家庭变动的新讨论和新认识 迄今为止,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有关家庭变动的讨论和理论形成,即现代化和家庭变动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化对家庭变动产生的影响主要归结为经济系统带来的变动,如“家庭功能缩小论”(Ogburn,1933:661-708),以及家庭“从制度到友爱”的命题(BurgessLocke,1945)。古德(Goode,1963)通过世界规模的家庭变动的研究,指出工业化将导致家庭形态终将归向夫妇家庭(conjugal family)形态,并指出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夫妇家庭意识形态这一文化因素将对家庭变动带来特有的效果。在现代化的制度安排下,有关家庭变动的共同论点是,家庭形态在工业化的推动力作用下,向夫妇家庭(或是情感家庭)形态发展。 近年来,在全球化条件下,有关后现代时期家庭变动的新讨论逐渐形成,其核心见解是:在有关家庭形成和消亡的家庭规范方面,产生了夫妇家庭规范趋弱,而个人主义规范扩大的新变化(田渕六郎,2002:83),这也可以视作在全球化条件下,家庭制度的进一步趋向弱化和瓦解。按照家庭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理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家庭化、家庭关系重心从以亲子轴(代际纵轴)为主转向以夫妻轴(同代横轴)为主、夫妻关系平等化、个人主义规范凸显、亲属关系趋向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