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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问题的新定义

科学研究始于主题推动研究和领导研究。可以说,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灵魂。卡·波普尔曾经这样写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近几十年来,许多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如卡·波普尔等人,对于“问题”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拉里·劳丹等人还在问题的性质和分类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2。然而整个地说来,在科学哲学中,“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以至在1978年,著名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尼克勒斯(T.Nickles)不得不在其主编的《科学发现:逻辑和理性》一书中大声疾呼:尽管问题的形成和解决是科学研究的真正核心,但迄今为止,科学哲学家和科学方法论学者还很少去研究科学问题的实质、结构和关系。我们容易找到许多阐述科学的理论或解释其结构和实质的论著,但关于问题的却很少。他指出:这一忽视在科学哲学中造成了“面向理论”(theory-orented)的倾向,即仅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倾向。他呼吁,应当用“面向问题”(problem-oriented)的方式来对之进行矫正3近一二十年来,关于“问题”的研究已愈来愈引起国际科学哲学界和科学方法论学界的重视。198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逻辑、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一批学者已敏锐地提出了应建立“问题学”(Problemology)的任务。问题学的研究,将会涉及许多方面,本文仅就“问题”和“科学问题”的实质,以及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的关系进行探讨。

迄今为止,建立“问题学”的任务主要是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的分支学科而提出来的。而在此以前,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逻辑学界则早已有人开始了“问句逻辑”(TheLogicofQuestions)的研究。问句逻辑只讨论语言中问句的结构、种类及其逻辑特征和关系等等,因此,它与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分支学科的“问题学”虽有联系,但却有较大的区别。

当前,随着“问题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展开,试图对“问题”的涵义作出清晰的界定,已成为愈来愈迫切的任务。与此同时,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也都愈来愈关心“问题”这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都已愈来愈关心“如何创见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许多重要的人工智能专家也把“问题求解”看作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课题。所以,在当前,讨论清楚“问题”这个概念,以及对“问题”给出清晰而合适的定义,实在已成为被广泛关注而有着重要意义的课题了。

一、国外学者关于科学问题的定义

在近几十年的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不少学者试图对“问题”这个概念下定义或作出描述。

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玻兰尼(M.Polanyi)在其《解决问题》一文中曾经认为:“一个问题或发现本身是没有涵义的。只有当它使某人疑惑或焦虑时,才成为一个问题;发现也只有当它使某人从一个问题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时,才成为一个发现。一个下棋方面的问题,对黑猩猩或低能人来说什么也不是,因为它并没有使他们疑惑。另一方面,一个高能棋手也不会被其迷惑,因为他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它。所以,只有对一个水平与之相当的棋手,才会被它所吸引,才会把对它的解决评价为一个发现。”由此,玻兰尼对“问题”的涵义作了界定:“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智力上的愿望。”4波普尔则认为,问题就是背景知识中固有的预期与其所提出的观察或某种假说等新发现之间的冲突5。美国科学哲学家图尔敏(S.Toulmin)在《人类的理解》一书中,把科学问题定义为解释的理想与目前能力的差距。他给出了一个公式:“科学问题=解释的理想-目前的能力”。他认为问题是“科学家通过认识他们目前解释自然界有关特性的能力与他们目前关于自然秩序或充分可理解性的理想间的差距,找到和确定了目前概念的缺陷”6。当代日本哲学家岩奇允胤和物理学家宫原将平在《科学认识论》一书中则把问题定义为:“问题是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完成、积累(理论上或经验上的已知事实,即它的各阶段上的确实知识),为解决某种未知而提出的任务。”7

然而,所有这些定义都不能令人满意。玻兰尼的“定义”过于宽泛,而且把“问题”仅仅界定为“智力上的愿望”也过于含糊。玻普尔的定义则失之过窄,因为它不能把科学中诸如为了追求逻辑简单性的目标而提出的问题等等包含在该定义之中。图尔敏的定义是最有启发性的,但也不免过窄。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科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那些并非解释性的“实用性问题”,全都被排除在科学问题之外。这显然是不妥的。科学的目的不能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事实上,科学工作者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大量的正是为了解决许多实用性的问题。我们固然应当区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但这决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有一条绝然的界限。许多为了实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