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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梦龙先生要招什么“魂”

杨先武

钱梦龙先生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蜚声教坛的语文名师，他以“三主三式导读法”在中语界独树一帜。尽管在“工具性”一统天下的历史时期，他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他高超的课堂教学艺术却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按理说，当课程改革的车轮訇然启动，这位曾经的先行者应该为之而欣喜（尽管新课标还不尽如人意，还须不断加以修正使之臻于完善）。但令人不解的是，以钱先生为代表的众多往日的名师在新课标面前已不再表现出满腔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于漪老师是一个例外），有的甚至大泼冷水。钱梦龙先生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2004年第2期上的《为语文教学招“魂”》便是一例。

钱先生在文章开头用寥寥数语对语文新课标作了一番肯定，但很快便笔锋一转，指出目前的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系列‘失魂落魄’的症状，很有必要为它招一招‘魂’”。

钱先生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有两点：一是语文课程的“定名”（即什么是“语文”）由过去的清楚“变得有些模糊起来了”，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也由原本清楚变得糊涂了。而这两个问题“都是事关语文教学方向的大问题”。在钱先生看来，语文教学曾经有过明确的方向，然而现在的语文教学却偏离了这个方向，走上了歧途。

事实果真如钱先生所说吗？

首先看看语文的“定名”。叶圣陶先生确实早就“清楚”地说过：“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是语文。”叶老所说的“语文”不过是“语言”的代名词，而当我们在谈论语文教学时，“语文”实际上是指一门学科。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文”（即“语言”）和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的“语文”分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作为学科的“语文”究竟怎样解释，至今尚无定论）。按照叶老给“语文”所下的定义，语文课程便成了语言课程，语文教育也便成了语言教育。叶老曾经说过：“语言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让学生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学会正确地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这样的认识显然是片面的。语文教育不完全是语言教育，语文这门学科固然要让学生“学会正确地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个工具”，但语言的运用不单取决于“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还必须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丰富他们的情感世界，增强他们的审美意趣。而语文界过去一直受语文教育即语言教育的影响，才导致语文教学走上了知识化、技能化的误区。因此，钱先生所说的“清楚”，其实是不清楚，是一种认识上的偏颇。

让我们再来看看语文课程的“定性”。钱先生认为：“语文课程的性质，本来也是清楚的：工具性。”这个定性源于“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的“工具论”。因为“三老”把“语文”等同于“语言”，而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所以语文当然也只是工具（笔者不想在拙文中对“三老”及其教育思想进行过多的评论，但至少可以说：“三老”不是圣人，他们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前文已经谈到，作为基础学科的“语文”和“语言”不是同一个概念，按语言的性质来规定语文课程的性质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和语文的“定名”一样，这种“定性”同样是不清楚的。诚然，“工具性”对于纠正语文教学中的政治化倾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把语文只是当作一种工具，因而使得语文教学脱离了语言所传承的人类文化，撇开了文本中（尤其是文学作品中）蕴蓄的精神、道德、情感、价值观等丰富的人文内涵，把本应以体验、感悟为重点的文本阅读变成了为知识体系服务的理性分析。语文教材也因此而变成了只是用以积累语言知识、训练语言技能、掌握读写方法的工具。

在几年前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关专家切中肯綮地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价值、人文精神的失落。当然，人文精神的缺失并不只是语文教育的责任，但不容否认的是，语文对学生精神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广泛的，因而难辞其咎。

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课程的性质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与过去“工具性”充当语文课的霸主相比，似乎有些模糊了。究竟是否需要给语文定性，或怎样给语文定性，确实还值得商讨，但我们至少在这一点上比过去清楚：人文精神再也不能被忽视和抛却了，它和语言文字相互依存，同等重要。这无疑是一次思想上的飞跃。

笔者绝不否认，我们现在对语文教育的许多问题尚未弄清楚，但过去的那种“清楚”已经给语文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弊端。事实证明，许多旧的观念和做法不能再“清楚”地坚持下去了。我们现在虽然有些糊涂，但我们正在为真正的“清楚”而探索。这种暂时的糊涂并不奇怪，只不过是前进中的迷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新课改中只能“摸着石子过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闪失。对于这种改革中的闪失，只要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是无碍大局的。但钱先生却拿着一面放大镜，抓住这些并非普遍性的问题大做文章。钱先生不得不承认，大量见于日常的语文教学的状况是“仍然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