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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绳枪东来：明代鸟铳的传入路径

被明代中国人称为“鸟铳”的欧式火绳枪，是经由东来欧洲人传入中国的西洋单兵火器。这种新式武器虽然在明朝正德末年就已传入中国，但其大规模引进却是在嘉靖中期以后。与佛郎机、红夷炮等重型西洋火器的快速传入不尽相同，欧式火绳枪的传入是一个持续百年的漫长过程；其传入媒介也呈现一种以欧洲人为本为主、周边国家之人多路并进的复杂态势，由此引发明中后期单兵军事装备渐进而明显的重大变化。有关鸟铳在明代中国的传入问题，史学界已有初步研究，①军事史家王兆春指出，自明末以来，有关明代鸟铳的来源就有中国自创说、日本传入说、西洋传入说三种说法，三说虽皆有依据，但并非都能成立。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4—152页。李斌充分肯定王直等东南海寇和日本倭寇在鸟铳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参见李斌：《佛郎机和鸟枪的最早传入》，《兵家史苑》第4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62—269页。南炳文认为，鸟铳虽然主要通过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传入中国，但最初的鸟铳主要仿自日本。参见南炳文：《中国古代的鸟枪与日本》，《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第60—66页。阎素娥认为，明代中期传入的鸟铳既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也不是经由日本人的媒介，而是活动在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自主学来的。参见阎素娥：《关于明代鸟铳的来源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第103—105页。付春则关注到了交铳，认为这种来自越南的热火器的威力和性能明显优于此前的鸟铳和噜密铳。参见付春：《“交铳”考》，《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89—95页。除此之外，日本学者久芳崇和中岛乐章也讨论了经由日本向明代中国传播鸟铳的问题。参见久芳崇：《16世紀末日本式鉄砲の明朝への伝播：万暦朝鮮の役から播州楊応龍の乱へ》，《东洋学报》第84卷第1号，2002年，第33—54页；中岛乐章：《16世纪40年代的双屿走私贸易与欧式火器》，郭万平、张捷编著：《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43页。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是本文研究的起点。但一些问题还有待开拓和深入。本文拟对明代鸟铳的传入路径进行梳理，不妥之处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从总体看，鸟铳传入明代中国的路径有五：一是通过东来欧洲人，主要是通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传入；二是通过劫掠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传入；三是通过东南亚人，主要是通过爪哇人、缅甸人和安南人传入；四是通过来华定居的土耳其人传入；五是通过朝鲜人传入。显然，除第一途径为直接传入外，其他皆为间接传入。

葡萄牙人是最早与明朝直接接触的东来欧洲人。从西欧到远东，欧式火绳枪一直是葡萄牙殖民者对付沿路各国人民、实现战略目标的利器之一。如达·伽马（VascodaGama，约1460—1524）在航行印度过程中，就曾用火绳枪回敬东非海岸居民的抗拒，基尔瓦（Kilwa）、蒙巴萨（Mombasa）、柏培拉（Berbera）和布腊伐（Brava）等一些东非城市均遭到葡萄牙火绳枪的野蛮攻击，特别是蒙巴萨人，甚至遭到火绳枪毁灭性射杀。在进攻印度卡里库特（Calicut）时，火绳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501年初，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卡纳诺尔（Cananor）用舰炮轰毁印度大小船只14艘，印度人只能以旧式兵器还击，许多人被葡萄牙人的火绳枪炮射倒。①《世界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1505年，阿尔梅达（FranciscodeAlmeida，约1450—1510）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葡属第一任印度总督，其舰载武器清单中就有“大铁炮（bonbardasgrossasdeferro）27门。鹰炮（falcāes）18门，其中铁质14门，铜质4门。配有3子铳的佛郎机（berāos）468门，其中铜质316门，铁质152门，托架大炮（bonbardasdecoronha）53门，铜鸟枪（espingardas）80支。”②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页。1509年，继任印度总督的亚伯奎（AfonsodeAlbuquerque，1453—1515）派遣舰队第一次进攻满剌加（Malacca），葡萄牙人先以大炮轰城，次日清晨，“葡萄牙兵两三千人带着火绳枪上岸。此外还有黑人等雇佣兵无数，企图攻入京城”。③敦·斯利·拉囊（TunSriLanang）著，黄元焕译：《马来纪年》（MalayAnnals），吉隆坡：学林书局，2004年，第251页。在满剌加人的顽强抵抗下，葡人未能如愿。在1511年的第二次进攻中，葡萄牙人统帅“亲自率领一队士兵，各佩带火绳枪，进攻满剌加兵。他们举起火绳枪射击时，发出了豆子落在竹席上似的声音。由于葡萄牙兵武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