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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蓟镇长城步志的出现及使用考

在明蓟镇长城上，东起秦皇岛三道关，西至迁西喜峰口段，现存部分空心敌台箭窗两侧墙体及敌台上垛口，镌刻长短角度不同射程标记线，我们一般将其称为“步志”。这些步志是何时出现的？出现之后又是怎样使用的？依据早年发现在箭窗两侧墙体刻有不同角度的线条，刘建民曾在2018年因线条旁镌刻有文字，写下过一些判断，发表在“长城时光”网站上。①王雪农先生在《山海关长城漫话》中也专门写过刘家口的步志，充分肯定了戍边将士“用之便利”的智慧，并认为这些刻痕和文字“可能是针对佛郎机、神快枪或铳类管状火器而设，是上述火器射击时确定炮位角度的参照指数”。[1]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文章不揣固陋，拟以明蓟镇长城上出现的步志为对象，从使用区域和使用方法等方面略作梳理，以求正于方家。

1步志出现的原因和时间

位于明蓟镇长城上的步志，有一道至五道不等，分俯、仰、平三种。其中9座空心敌台射程标记线旁标注有文字。这些刻有文字步志的空心敌台，集中分布在《卢龙塞略》一书中所记载的燕河路桃林口提调辖下。步志旁边所标文字比较小，风化严重，不易发现。从目前已找到的步志来分类，步志上的文字主要呈现以下几组形式：第一组为“三十步志”“六十步志”“九十步志”；第二组为“一志”“二志”“三志”(图1)；第三组为“一志三十”“三志九十”。比较特殊的是破城子一号敌台的箭窗墙上的步志，共刻有五条标志线，在标记线旁刻有文字，从上往下依次是：“三十步志”“六十步志”“九十步志”“十九”“十三”(图2)。下面的“十九”“十三”可能是另外一种火器用的步志。

一般认为，步志是火器射程标记线。步是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志是标记。根据实物上的体现形式可以看出，步志主要是以线条来做标记。中国古代计量单位“步”，主要是依据人的行走步距来进行测算的。由于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文献时，套用了中国古代计量单位“步”，造成步志的“步”所代表的长度存在一定的争议。刘鸿亮结合何如滨、黄一农等学者的梳理，对这一计量单位进行了较为清楚的辨析，基本上可以确定，根据西洋计算方法，每步二尺约合62cm。[2]

长城步志在敌台上的分布并不均衡，有的地方密集，有的地方缺失。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步志与敌台所处地理位置有关，尤其与其军事地理位置的缓冲密切相关。所谓缓冲，在《皇明世法录》卷五十九《蓟镇边防·台墙沿革》中有较为明确的说明：“今拟凡通马处即曰马冲，不能容大队而通马者曰马缓，若各通马两稍头通步处，可以压逐守军者曰步冲，单步扳援而登者曰步缓，山崖险阻处曰险绝。”②以这一标准来比对，蓟镇长城沿线的步志主要分布在马冲、马缓、步冲三种类型的军事地理位置上。那些于攻方不利、于守方有利的区域，往往无步志，这也是步缓、险绝处难以寻觅到步志的原因。

从总体上来说，步志的出现与火器的使用存在密切关系。基于戚继光对明蓟镇长城修建与使用的卓越贡献，我们在谈论火器在蓟镇长城的使用时，也少不了提及戚继光。事实上，在戚继光修建和使用蓟镇长城时，火器已经较为普遍地应用于长城。

作为最高统帅，戚继光对敌台的火器安排基于整体布局，相对均等：“(大约)每台，佛郎机八架、神快枪八杆、火箭五百枝、石砲五十位。”[3]还配备有其他一些武器。与火器相应，每座敌台配置有一定数量的鸟铳和操控它们的士兵。当然，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负责统筹镇守的军官会根据所辖区域敌台所处位置的冲缓进行细微调整，随宜安排，以求发挥武器尤其是火器的最大作用。

火器的数量有限，为了实现火器的最大作用，自然需要对火器的使用方法进行规范，戚继光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要求长兵短用。《卢龙塞略》卷十四《戎具考》中，曾比较当时防御对象所使用的兵器与长城防御军队所用兵器的差异：“虏之所习者，射也，然不能六十步。我之火器、火箭皆可远二三百步。”③尽管明朝时，与明代朝廷形成对抗的政治势力也已经开始使用火器，但由于火器不利于在马上的施展，这为明朝守军实现火器的最大价值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戚继光要求长兵短用，便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要求火器尽量实现射击的精准度。《练兵实纪·杂集》卷二《储练通论》中指出：“夫火器均谓之长技，长者短用。……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势险节短，无有不中者。”[3]

戚继光明确提出长兵短用的这种要求，虽然是为了充分发挥火器的使用效果，但也从侧面说明此前军队使用火器时存在一定的问题。他在《练兵实纪·杂集》卷二《原用器》中明确强调：“夫长兵短用，短兵长用，此所谓势险节短之法也。火器、火箭、弓矢，皆长兵也，往往贼在数百步外即已打发，及至贼近，与大队齐来，却称火药放尽、铅子欠缺或再装已迟，每由此而败。缘其故，在于场操素无号令以节制之。”[3]戚继光说明了火器施用时存在的问题，更强调了解决方案：军队在平时操练时，应加强火器施放相关号令的训练，以确保临阵时火器的有效施放。

《皇明世法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