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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对台认知战探析

台海问题关系着我国国家安全、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近年来两岸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日趋激烈，两岸间的认知战正成为重要作战样式。习主席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着眼于在不稳定不确定发展环境中更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部署，具有深刻历史逻辑和重大现实意义。”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探索对台认知作战的有效路径，是我军当下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认知战基本概念

认知战（CognitiveWarfare）的理论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强调战争根本目的是通过暴力手段打垮对手抵抗意志。现代战争理论则认为，认知战是指利用虚假信息和宣传手段，旨在从心理上耗损信息接受者，从而有效削弱、破坏、瓦解对手战争意志的一种战争样式。认知战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旨在削弱社会信任。

前国防情报局局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文森特-R-斯图尔特（VincentR.Stewart）中将认为“认知战将是第五代战争。二十一世纪的战争需要在冲突之前或冲突期间赢得信息和决策空间。这（对于战争来说）是决定性的[1]。”认知战概念的出现拓展了现代战场的作战维度：即在物理和信息维度之外，增加了认知维度。而认知域（cognitivedomain）战争动用了比物理和信息域更为广泛的作战空间。基于对认知域的理解，英国皇家海军高级军官保罗·奥特威（PaulOttewell）将认知战定义为：“为了取得一方的竞争优势而在目标受众中建立某个预设感知的认知域策略。”罗斯纳（Rosner）和西曼-托弗(Siman-Tov)则认为认知战是“外部因素为寻求破坏社会团结或损害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而对公共话语实施的操纵。”

以上定义客观上都强调了认知战的核心，即认知战目的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施加影响或破坏稳定。常规战争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谋求政治利益，而认知战则改变了游戏规则，通过否认、破坏、反击战争一方的合法性叙事，以认知攻防为主导，将己方意志强加于敌进而改变战争结局。这一做法往往削弱或绕过直接军事对抗而取得政治利益，体现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2]”思想。

研究认为，认知偏差和情绪控制是影响认知作战效果达成的两个重要变量，也成为设计认知战的重要着眼点。决策者要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动态有敏锐的理解，并准确地知道何时以及如何渗透以最好地利用个体或组织的认知偏差或情绪漏洞施以认知作战达成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

二、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和把握认知战

“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3]”，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论述和部署国家安全工作，强调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提出一系列国家安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基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深刻洞察，是维护国家发展行稳致远的战略指导。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极大拓展了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的形势下，随着国家安全边界不断扩展，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也从物理维度、信息维度向认知维度蔓延。认知战日益成为国家安全讨论的重要方面。认知战是认知的博弈，在认知领域获得优势，将必然取得决策优势。国家安全观为认知战划定了作战边界，同时指明了认知战的作战方向及要达成的作战效果。决策者唯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导下才能驾驭纷繁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发挥认知战作战效能，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在未来国家安全冲突中，决策者需要面对的是巨大的认知消耗的挑战。借助智能化技术构建的底层系统，内化和提升对作战对手的相对认知优势，以服务战略决策的需要。一是内化“感知”的能力。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等技术手段，形成全域一体、多源渗透的态势感知体系，力求通过不间断的情报-监视-侦察活动和压倒性的“制信息优势”，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行动优势。二是提升“分化”的能力。核心是以网络战、太空战、特种作战、心理战和舆论战等为骨干的“非显性”打击力量对敌战争体系或作战薄弱环节实施“定制威慑”破坏其认知体系，更重要的是从内部分化对手的思想、削弱其战斗意志，干扰其决策，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认知战的实施提供科学指导，而认知战则丰富了实现国家安全的有效路径。

三、对台认知战面临的主要风险考验

台海形势波云诡谲，我国家安全面临着现实严峻挑战。当前对台认知战同样面临诸多考验。

一是印太战略政策施压。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