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再生缘》之文体无意识——一种症候式阅读.doc

陈寅恪《论再生缘》之文体无意识——一种症候式阅读

若用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方法读《论再生缘》,可以说《论再生缘》“或属学究考据之专业”,“或为文人狡狯之寓言”。①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7页。论者多看重其中“寓意”的成分,即将《论再生缘》当作文人感伤身世、影射时局的“寓言”来读,最精彩的版本莫过于余英时《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②余英时：《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1958年作,收入《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也有着力在考据上与陈寅恪一较高下者,如郭沫若。③参见郭沫若《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1961年作,原载1961年8月7日《光明日报》,收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934页。本文拟采用“寓言”的读法,侧重解析《论再生缘》中“寓意”的成分,也同时关注“寓意”与“纪实”的接榫部位,留意“学究”之考据与文人的“寓言”之间是否会互相干扰。

所谓“文体无意识”,与文体意识一样,是固有的文类传统所造成的等级秩序,即文体上的尊卑、雅俗观念的衍生物。④“文体无意识”在构词法上,受到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启发。参见FredricJameson,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asaSociallySymbolicAct,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1.“意识”与“无意识”好似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陈寅恪作为史家的“文体无意识”,正源于其顽固的文体意识,甚至于某种文体偏见。此种“文体无意识”时或渗入意识的层面,即《论再生缘》中隐约流露出对弹词体的焦虑。“意识”与“无意识”的划分,在这里并非心理学或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所谓“文体无意识”指向一种特殊的文本阅读策略。探讨陈寅恪的“文体无意识”,便是围绕文体问题——这一问题的缠绕之处在于,弹词既是陈寅恪的研究对象,又是《论再生缘》摹拟的文体——对《论再生缘》的一种“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reading)①本文从文体的角度切入《论再生缘》,缘于2014年6月3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北大讲演“社会主义再生缘：冯至与陈寅恪”时提出的一个问题,陈寅恪为何将弹词与史诗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这一“比拟不伦”恰显露出陈寅恪对繁复冗长之弹词体的不自信。。

一、“对镜写真”：作为代言体的《论再生缘》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之思想一节中称：

《再生缘》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故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②《寒柳堂集》,第65页。

通观全文,可以肯定地说,陈寅恪《论再生缘》之主角,非《再生缘》,而是《再生缘》之作者陈端生。《再生缘》所述之故事,“离合悲欢奇际会”也好,“忠奸贵贱险波澜”也罢③《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转引自《寒柳堂集》,第4页。,都不是陈寅恪论述的重点。陈寅恪将大量笔墨耗费在考证作者陈端生的生平际遇及《再生缘》十七卷之撰述始末上。其所以“于不自觉中”极力钩沉陈端生之身世怀抱,意在以此籍籍无名之弱女子寄托自家平日之理想,即《论再生缘》再三致意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正是在“寓言”的层面上,三百年前之闺阁才女陈端生,遂成为流寓岭南的一代史家陈寅恪之“对镜写真”。

在以别传为自传的意义上④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不妨将《论再生缘》归入史著中的“代言体”。代言的传统不仅植根于虚实杂糅的诗词曲赋中⑤如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参阅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貌似谨严的现代学术著作里,亦不乏别有用心的代言之作。史著中的代言体,往往出现在思想、言论不自由的时刻,否则史家尽可直抒胸臆,何须“犹抱琵琶半遮面”?例如抗战时期身陷北平的史家陈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在沦陷末期投入全副精力所著的《通鉴胡注表微》,便是借阐发《〈通鉴〉胡注》之名,探究宋元易代之际遗民史家胡三省的处境与心境。⑥详见拙文《史学的伦理承担：沦陷时期陈垣著述中的“表微”机制》,《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期。

《通鉴胡注表微》作为代言体的有效性,取决于陈垣与胡三省行藏出处上的相似度。而建国后陈寅恪选择三百年来名不见经传的弹词作者陈端生为代言人,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代言体的主角,自然是与作者“形神俱肖”为佳,否则“对镜写真”时,难免愈描愈失真。但《论再生缘》作为代言体给人的阅读期待,恰在于陈寅恪与陈端生二人的性别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