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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叙述框架

《论再生缘》一文挥洒五万余字，论述新颖而详备。然作者行文于一点之外四面辐射，对现代读者而言在阅读上略显吃力，为便于论述，暂将初稿分为七大部分：一、详述有关陈端生事迹的重要史料；二、陈端生之生卒年；三、陈端生之夫范某事迹；四、陈端生撰《再生缘》之年月及地点；五、论《再生缘》之思想、结构、文词三点；六、论《再生缘》续撰者梁德绳之事迹；七、作者寅恪之别感。鉴于篇幅庞大，本文仅细述七部分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二两部分。

一、铺列有关陈端生事迹的重要史料

《再生缘》第二十卷第80回末续作者对陈之事迹的叙述；《再生缘》第十七卷第65回首节，陈端生自述撰著本末及身世遭遇的史料；《再生缘》第十七卷第68回末节，陈端生自述撰《再生缘》前十七卷情况的史料；钱塘陈文述著作中涉及陈端生的诗作（《颐道堂诗外集6》）有《题从姊秋〈绘声阁集〉七律四首》和《西泠闺咏15·绘影阁咏家□□》。

作者开篇直言“：关于《再生缘》前十七卷作者陈端生之事迹，今所能考知者甚少，兹为行文便利故，不拘材料时代先后，节录原文，并附以辨释于后。”这些史料直接涉及的人物有：续作者梁德绳、原作者陈端生、钱塘陈文述、陈端生妹陈长生（秋）。史料类别两种：人物自述和诗作。诗词一类作品讲究简洁含蓄，而作者巧妙的诗史互证，于诗文中又间接缕出有关主人公陈端生的颇多线索。

首先由《西泠闺咏15》咏端生诗之前，有咏长生诗作，通过对咏长生诗序中“归叶琴柯中丞”之“叶琴柯”即叶绍本人史传资料的考查及“中丞”即“巡抚”称谓的辨析，知咏长生诗当写于嘉庆二十二年后（包括嘉庆二十二年），推断咏端生诗也应写于此段时间后。并以文中出现的“杨蓉裳农部”旁证“文述咏端生诗作成时代颇晚”。

二、陈端生之生卒年

第二首，因为其在四首诗中关涉陈端生事迹最为密切且最难考证，最后讨论。

作者首先讨论诗中“不甚重要及易解释之句”：由“纱幔传经慈母训”句搜集《紫竹山房文集》中有关端生母汪氏的资料，并结合官员史料及《再生缘》中孟丽君等主要人物皆曾活动于云南，推论汪氏之父为汪上。

其次，论其难确定者，即陈端生卒于何年。诗未标明写作时间，结合《西泠闺咏15·绘影阁咏家□□》明显写于“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之后”，作者推测此诗也是作于该时间内。原因是“范某一案，如下文所引材料，知为当日最严重事件。无论文述作诗不敢言及，即敢言及，亦为长生所不喜见者，而文述自不便牵涉及之也”。并找寻同类事例两件：一是《吴兴诗话》不录闺阁题咏之诗；二是陈桂生请王昶为其祖陈句山诗文集作序，以此二事来夯实其推论。则据此推论“，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于嘉庆三至嘉庆四年间。

所可注意者，作者于这一推论中引入两处读者在后文才能获知的事实或材料（范某一案和陈桂生请王昶作序事），并非像上文各推论中都是在已告知或略微告示读者的基础上进行的，皆因两事为后文论证中极重要的两段材料，会详加论述，故此处省略了。

“织素图乃陈长生戴佩荃闺阁挚友间绘画题咏之事”，因而作者又详细搜集考证了涉及二人的诸多材料：

上述材料中，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戴佩荃逝世之年月；（二）戴佩荃之织素图次诗作成时间；（三）织素图中之织素人为何人。”作者采用逆叙推论的方式，将原有思路中织素图中之织素人为端生的这一假设语省略，由资料的大范围向小范围推移，像是自我陈说。

证（一）戴佩荃逝世之年月。作者由有关挽戴佩荃的诗作及有关戴佩荃公公赵佑的传记材料得出：戴佩荃逝世于乾隆五十四年秋。

证（二）戴佩荃之织素图次韵诗作成时间。作者首先列出《随园诗话补遗》中有关陈长生之作寄外诗的资料并详考了长生之夫叶绍在京会试时间及此时期与长生的别离情况，以确定陈长生寄外诗为何时何地所作，由此考定长生与戴佩荃何时同在北京，进而分析推测戴佩荃作织素图及次韵诗的时间“：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包括四十七年）至五十四年秋间戴佩荃逝世以前”“距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以前不远也。”

证（三）织素图中之织素人为何人。由戴佩荃之织素图次韵诗之诗句推断织素图的取材来源为《孔雀东南飞》和《晋书·列女传·窦滔妻苏氏（蕙）传》，分析得出织素图中之织素人为女性，且此女或为陈长生，或为戴佩荃，又可能为陈端生。作者一一排查，肯定织素人为陈端生，以此完证“端生至少在乾隆五十四年秋间犹生存无恙”的预说结论。

旁证之后，以陈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伦之诗文集出示他人和兆伦之孙玉万之子桂生请王昶作序两事，进一步推测陈端生之卒年。

要知王昶作序之年，须先推求王昶、桂生二人同在京师之时。这正与前文中陈文述初次拜见长生之年月及戴佩荃之织素图次韵诗作成时间的论证思维相同。

作者依然是先铺列相关重要史料：王昶《春融堂集附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碑传集·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耆县类征·陈桂生传》。

首先分析王昶在京的三个时间段，再以桂生的时间走向先排除第三个时间段。然一二两个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