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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70年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后,社会科学家逐渐重视能够概括资本主义危机的既有学术理论(顾朝林,1994年),于是他们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此相比,原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成为“温和”和“中立”的,在短短的几年间,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人文地理学也在其中。

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渊源

与其他大部分社会科学相比,60年代的人文地理学只受到了很有限的激进主义地理学派的抨击。而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家来说,一方面,战后的苏维埃地理学对他们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其说这一时期的苏维埃地理学是激进的地理学,还不如说是专家政治的(Technocratic)地理学;另一方面,在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中,空间分析学派的缺点愈来愈明显,行为地理学的研究亦未能给地理学带来新的突破,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推波助澜,这些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产生的重要背景。

我们知道,区域地理学在战后的地理学中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地理学的计量革命。这场革命用强调空间分析的方法给地理学带来了实证主义的新范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正是作为对这种新的支配地位的范例的批判形式而产生的。它追求的是把地理问题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错误。首先,当前的地理事实被无条件地划作空间形态,而不是社会形态,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肯定。例如人文地理学家可以根据阶级和种族编制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图,可是他们从来不去研究导致这些社会不公正和区域不平衡的地理分布的政治和经济过程。其次,尽管自称实证主义在科学上是客观的,但这些空间分析却致力于提供“对社会有用的结果”,即为资本服务的“空间技术”。例如区位分析为工厂寻找最有效率的区位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传统上对“有效率区位”所下的、以阶级观念为出发点、带有浓厚经济色彩的定义。第三,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所追求的是所谓普遍空间规律,但该规律乃是子虚乌有,事实上在不同社会中必定会得到不同的空间格局。

行为地理学同样是为了避免空间分析学派的机械性,而将人——地关系物化而出现的(许学强、朱剑如,1988)。早期它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即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剔除掉一切外在的、虚假的成分,使事物呈现它固有的赤裸裸的本性。反映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上,它正面探索了城市内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即: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或最低限度可以说不是合理性的),个人的心理价值和感应都可以影响空间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空间分析学派过分偏重客观和数量化,往往忽略了社会现实的限制,显得过于理想化。同时,淡化研究者的立场,运用大量统计分析手段,寻找非理性中的规律(Castall,M.,1975)。马克思主义也对行为地理学的方法论——约束方法论进行抨击(Anderson,J.,1973)。

在60年代末,当时公民权利、反战情绪和女权主义运动在欧美的兴起引发了对现有西方政治制度的挑战,激进主义地理学不仅作为理论界对学院派地理学的一种批判,更作为实践

中对以上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反应。在这个时期,几何抽象的空间分析看起来无助于认识和理解危机的起源、地理上的不平等以及它们所诱发的社会平等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识形态和技术手段的社会科学狂加指责。

有人把克拉克大学(ClarkUniversity)在1969年出版的首卷年刊《对立面:激进地理学》作为激进地理学向建设地理学发起进攻的第一声号角,而它日臻成熟的标志应当是哈维在1973年发表的极其影响力的《社会公平和城市》(D·Harvey,1973)。哈维是英国地理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地理与环境工程系的教授。作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在1973年出版的这部著作是一本过渡性的著作。首先,这本书追述了哈维自身的一段思想轨迹:从对令人不满的自由主义假设的惊愕到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其次,这本书还论证了空间形式和城市地理学是如何整合到整个剥削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的。例如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形成就是由于住宅市场的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引起的。哈维认为:所谓空间分析的科学客观性似乎并不现实,从政治动机上来看,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的剥削和压迫的批判,倒不如说是对它们的随声附和。哈维指出这样做势必将呼唤出革命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能够帮助理解现有的地理学,而且体现了力图通过实践改变这些地理现象以及它们背后社会基础中不合理部分的愿望。

哈维在后来的研究中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公平和城市》一书中所提出的某些结论存在着实验性或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