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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一生活动可分作四个时期：

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126年为第一时期。司马迁自龙门（今陕西韩城东北）降生后，度过了“耕牧河山之阳”的童年。年十岁即开始诵读古文，后来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从董仲舒研习《公羊春秋》。他在这二十年间刻苦攻读所获得的文化知识为后来的撰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至公元前108年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司马迁主要过着游历生活。二十岁那一年，他踏上了漫长的旅途，曾经到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史记·屈原列传》），凭吊屈子的遗迹；浮于沅湘，上九嶷山，调查舜帝南巡的传说；“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史记·河渠书》），游会稽，探禹穴，考察大禹治水的功业；访姑苏，“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史记·春申君列传》），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至淮阴，寻访韩信的故里；“北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史记·太史公自序》），访问孔孟二圣的故乡遗俗；到彭城，参观项羽的故都；过薛，观看孟尝君的封邑；游丰、沛，巡视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故宅；适大梁，访夷门，收集信陵君的故事，考察秦魏作战的史迹。这次漫游结束后，回到长安任职郎中。此外，他还曾“西至空峒，北过涿鹿”（《史记·五帝本纪》），登过长城，到过海边；“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卭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还曾随汉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史记·孝武本纪》）。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而且“出必载书数簏自随”，以便援古证今，畅叙其说。在漫游的日子里，考察古俗遗迹，观察社会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知识，陶冶了他的性情，对于他的“立言”事业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此后至公元前99年为第三时期。在这八年期间，司马迁着手准备资料，开始撰述《史记》。其父司马谈生前即欲继《春秋》之后写一部史书，在元封元年（前110）瞑目前曾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便遵照父亲的遗命，着手准备资料。其后三年即元封三年（前108），他果然继任太史令，于是利用主管的国家图书馆“石室金匮”的藏书，加紧了准备工作。经过五年的资料收集，到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完修订历法的工作后，开始著述不朽的名著《史记》。

此后至其谢世（前86）为第四时期。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后的时期，在此期间，他蒙受了奇耻大辱，但仍然发愤著书。天汉二年（前99），正当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天外忽然飞来横祸，他因李陵投降匈奴一案受到株连，被投入狱中。假如他有钱，也可以赎罪，但他家贫；假如有人替他说项，也可以减罪，但亲朋不为一言。于是次年遭受了残酷的宫刑。行刑前他曾想自杀，然而想到尚未完成的修史大业，想到虽然身受磨难而有建树的先贤，他便硬着头皮忍受了宫刑的耻辱。出狱后，他以“闺阁之臣”的身份当了武帝的中书令，而其精神状态则一直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在这样的逆境中，他忍辱苟活，以刑余的全部精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事《史记》的撰述工作，一直到他离开人世。

从司马迁的身世和经历来看，他最初抱着继承祖业、报效汉朝、扬名后世的志向，希望上为汉家朝廷、中为先人乃父、下为立言扬名，做出一番事业来。如其《太史公自序》说：“废明圣盛徳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广为宣传明主的圣德，乃是他修史的初衷。他在《劝挚峻书》中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借《史记》而“成一家之言”，并藏之名山，播之后世，也是他看重的君子之“道”。后来在游历各地、接触社会的过程中，了解到现实并非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入狱受刑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断绝了一切攀登爵位、忠于汉室的希冀，加深了对封建统治某些方面的认识，加强了与专制政权冲突的异端思想，表现出满腹“郁结”的愤懑不平情绪。正因为如此，他的《史记》才作为讥评、剖析当时的“谤书”而放射出耀眼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