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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乐考级网[民乐考级重在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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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冰点考级，这个名词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生活中，还不足20年。最早

从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第一次北京地区考级开始，

在《音乐周报》上公布消息后，1990年12月20日－1991年1月10日，参加钢

琴1－5考级的报名者有820人，大多数是中小学生，还有少量中小学教师和成

年人。石家庄、唐山、山西等北京周边地区也有人前来报名或咨询。1991年2月

5－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设立考场，著名钢琴家周广仁教授应邀出任主考官，这

标志着我国社会艺术考级制度的诞生和起步。1997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正

式开始独立操办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考级。那年暑期，北京考区第一次报

名参加民乐考级的人数竟然还不到30人。

如今，全国各地参加各级各类音乐考级的人数仍在逐年递增。尽管，有些专

家权威尖锐指出，艺术考级，实际上已经成为追求考试分数的功利目的和追求商

业利润的经济目的相结合的社会性活动。但是，这种非议之声并未使持续“高烧”

的艺术考级有所降温。因为，艺术考级始于经过一段严重忽略艺术教育的年代结

束之后，国家相关机构确定了等级分明的水平标准，希望通过艺术考级来提高全

民艺术素养。那么，艺术考级到底是否可以达到良好初衷与终极目的呢？本报记

者最近走访了艺术考级的组织者、参与者、旁观者，通过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

透视考级的社会现象与由此带来的文化效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中国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从钢琴和小提琴起步，形式和内容均借鉴西方，

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件西洋乐器成为国内音乐考级最为庞大的“家族”。民乐考

级怎么办？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主

任朴东生说，他们作为文化部批准的民乐界唯一合法的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

考级组织机构，从一开始就把考级视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普及和提高民族音

乐的一项重要举措和系统工程，把考级作为全年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全力以赴。

“如果我们自己的民族乐器没有人听，没有人学，那就危险了。我不反对孩子学

钢琴、小提琴，但，二胡、琵琶也得有人学，总不能断了民族音乐的‘香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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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级，也是为孩子们学习民族乐器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竞争的氛围，发展的契

机”。

虽然，民乐考级起步稍晚，但是，他们从前几年的考级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少走了许多弯路，避免了不规范的“插曲”。全国民乐考级，从一开始就组织严

密，操作精心，经过反复论证、缜密考量，在北京设立中心考场，并在全国各地

设立分考区，所有分考区的考级执行委员会，必须由当地民乐界最具权威和影响

力的专家学者组成；认真负责地抓好抓实，抓出富于广泛影响的考级成果。十余

年过去，民族乐器考级从几十人发展到十数万人，西洋乐器考级从近千人发展到

二十余万人。也就是说，30：900－10万：20万，大约三十分之一和大约二分之

一的前后区别，十分惊人，谁速度快？这个数字比例足以说明问题。

郝女士的儿子8岁开始学二胡，10岁参加考级，第一次拿到三级合格证书。

许多年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那时，考级证书还算“通用粮票”，10级证书折

合50点加分，艺术特长生进校，出访演出为国争光，“我儿子不比学提琴的差！”

王先生的女儿学的是扬琴，刚半年就进了学校民乐团，从此兴趣和信心大增，“我

女儿出国留学去了，高考最紧张的时候，她把练琴停了，不想去奔艺术特长生，

她说，我腾出时间抓紧复习功课，这边涨上去的分数顶那边的加分，足够了”。

早些年，考级与升学挂钩，级数与分数相关，似乎成为一股逆流，为考级蒙上了

一层阴影。但是，考级不再与升学发生实际联系，仍然在发挥着积极推动艺术的

社会化、全民化进程。“考级与升学”无关，反映了从政府职能部门到考级组织

机构，从教师到家长，全方位地趋向成熟与理性。人们学习艺术的眼界开阔，心

态正常。考级便有了健康发展的可能。根据上海音协一位分管考级的负责人的说

法，曾经“千军万马”风光无限的钢琴考级，如今已不再是风景独好的强势热门。

青少年学习民族乐器的热情正在升温，二胡、竹笛、琵琶、古筝乃至入选世界非

遗名录的古琴等大受欢迎，考级人数增幅已远远大于钢琴考级。

北京市现有30人－100人编制的中小学民乐团数十个，“他们中的优秀团

队已经具有专业风范和实力潜能”。许多家长也看到一个事实，中国的孩子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