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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永久的无名”——纪念诗人冯至诞辰100周年

关键词：王家新冯至诗歌翻译

为了那“永久的无名”——纪念诗人冯至诞辰100周年

/王家新

诗的奇迹

冯至《十四行集》在40年代初的出现，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奇迹。袁可嘉曾用“仿佛目睹一颗彗星的突现”，来形容当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那简陋的教室里读到它时的“振奋”之情。的确，那里面的许多诗，今天读来仍让人不能不惊异，如它的第一首《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我们一读，就有一种“慧星的出现、狂风乍起”之感，就感到如果不是从地狱里，就是从天堂里为我们的诗人刮起了狂风：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一瞬与一生、动与静、有形与无形就这样相互作用，使某种东西穿越时空出现在我们面前，历历在目，而又无限深邃。这真是一个“出神入化”的时刻。一个经历过歌德意义上“死和变”的人才有可能进入这样的境遇，我甚至想说，一个受到神灵祝福的诗人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诗篇。

诗人的幸福就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一刻，他体会到什么才是“诗的创造”，他还将领悟到什么才是一个诗人的“天职”。在这一刻，他仿佛凭借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某种神异的力量，一跃而进入到生命的光辉之中。

这样的“神来之笔”，即使在《十四行集》中，也只是在那么六、七首诗中跃动闪现。然而，这对这部作品的整体境界已是一种提升，这也足以使一个诗人对诗神感恩。因为一切正如里尔克所说：“离开奇迹是前景黯淡的，唯有通过奇迹，而不是通过我们，艺术才成其为艺术”。

冯至的《十四行集》，首先使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与诗的创造和创造力有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创造力”，其实并非那么神秘，它一定来自一个诗人长期的艺术准备和艰辛劳作，来自歌德意义上的对诗神的侍奉，或里尔克意义上的“工作而等待”。当然，它更是来自那使人意想不到的“死和变”。不经历这样天启般的时刻，一个诗人，正如歌德在《幸运的渴望》一诗中所说，不过是这“阴暗的尘寰”里一个“忧郁的旅客”。

在这种意义上，《十四行集》的作者是幸运的（虽然他这惊人的一跃又出自某种必然）。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几乎鲜有其他的诗人享有这样的幸运。

但是任何一个诗人都知道，诗的创造性又是变动不居的。我们都知道歌德的生物蜕变论对冯至的影响，在《十四行集》中，我们也时时见到这类诗思和隐喻，在第24首，就有这样动人的诗句：“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新生”。

但是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生死蜕变的一瞬，是诗的诞生，但也可能是“诗人之死”。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往往就是这样。也许一个散文家可以无休无止地写下去，只有诗人才经历创造的危机。

现在看来，《十四行集》不仅是诗神给诗人自己、也是给中国新诗所能带来的最好礼物之一。这是令人惊异的一跃，但对诗人自己而言，也是一种“最终的完成”。

我们在今天纪念这种奉献，因为它对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已是一种提升。

审美、伦理、信仰

一个诗人和一种语言的成熟都有赖于时间。很多年前，闻一多曾这样说过“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至的《十四行集》出来后，朱自清称赞之余这样说“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朱自清《诗与哲理》，1943）

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话都很耐人寻思。如果对照冯至的十四行诗和他自己早期的诗，我们就会体会到从“青年”到“中年”，一个诗人在这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不能不是一种人们所说的那种最深刻意义上的“天路历程”。

因而这种从“青年”到“中年”的内在演变，就使我想到了基尔克郭尔关于人生分为审美、伦理和信仰这三个阶段的说法。实际上，这次重读冯至，我发现他几乎在写作《十四行集》的同时，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这位来自丹麦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并特意阐述了他的这三个阶段说。在这篇文章中冯至这样说：“人生最高的阶段却是宗教的”。（《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1941）

信仰问题自然是一个大的话题，这里不拟展开来谈，但有一点，冯至的“信仰”如同基尔克郭尔的，都是极其个人化的。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正是这种对信仰的诉求给冯至的人生和艺术转变带来了更深刻的内驱力。他的由“青年”进入到“中年”，正意味着他超越了青春期的唯美、感伤和自恋，而开始把艺术与伦理和信仰的诉求结合为一体。他的《十四行集》，不仅在艺术上充实而有光辉，而且触及到人生内里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正是这三者结合为一体的结果。

正是审美、伦理与信仰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使写作成为一种诗人在那时经常所说的“担当”，即对人生和命运的承担。这使冯至的“中年写作”远远超越了单一的审美愉悦，而和一种求真意志结合了起来，和一种人格和信仰的建立结合了起来。在《十四行集》中，他一再写到那些给他的人生以启示和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