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届高考语文信息类文本阅读专练（1）.docxVIP

2024届高考语文信息类文本阅读

考前集训（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孔子作为活人，有与常人无异的行为、活动、意向和喜怒哀乐。所谓孔学，正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现实处境提出的各种意见、评论、主张和看法。它具体，并不虚玄；它普通，并无奥秘。但真要想到、做到，却又不容易。所以这些主张、意见等便具有很高的理想性和一贯性。这就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论语》一书道理高深但语言平易，记述平易（大都是日常普通事实）。

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它即是我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情理结构”。人以这种“情理结构”区别于动物和机器。中国人的“情理结构”又有其重要特征。这特征与孔子、《论语》儒学直接有关。孔子和儒学一直强调以“亲子之情”（孝）作为最后实在的伦常关系，以建立“仁”的根本，并由亲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辐射交织而组成和构建各种社会性——宗教性感情，作为“本体”所在。强调培植人性情感的教育，以之作为社会根本，这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

除“仁”之外，《论语》和儒学中许多重要概念、词语、范畴，如诚、义、敬、庄、信、忠、恕等，实际均具有程度不一的这种情感培育的功能或价值。例如，“敬”“庄”等概念、范畴本来自对鬼神、天地、祖先的巫术礼仪，其中，情感因素浓厚而重要。《论语》和儒学虽把它们世俗化、理性化了，却又仍然保存着宗教性传统的情感特征。

在古今中外许多注疏、解说、研究中，我欣赏的是钱穆的下述见解，他一方面认为“孔子教义”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同时又突出强调“情”的特征：“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着重理知的部分。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重情欲之分异。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我觉得这比现代新儒家们讲得远为准确和通俗。

（摘编自李泽厚《〈论语〉今读》）

材料二：

经学固然厚重有力，但其浩瀚淹博也常常让后学望而生畏。《论语》作为传，与其他释经之传相比，最大的特殊之处在于《论语》中敞开了一个孔子与弟子、孔子与当时人之间活生生的场景；这是一个活跃的思想场景。曹植在写给杨修的信中曾经说：“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与人通流”即谓其言辞常常平易而可与人交流，并没有故作高深的玄妙。

钱基博的修辞性解释可以作为这种“与人通流”的另一种说明：“《论语》二十篇，其中‘子’‘乎’‘也’‘者’‘矣’‘焉’‘哉’无不具备，作者神态毕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偶尔修改《论语》的文本，有时不慎遗漏了这种现场的细腻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史记》里改为“三人行，必得我师”，顾随在点评时说，“是还是，而没味了”。

《论语》中有对话，也有许多孔子的直言，常常含有这种“味”。所谓直言，就是大多数我们无法判断历史场景的“子曰”之文。不过有意思的是，根据学者们的统计，大约二百二十则的孔子直言中，以问句设言者，有一百二十余则，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比如《八佾》首尾两章：“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对于政治秩序溃散的愤怒溢于言表。孔子之所以善于以问句设教，正是为了将听者——当时的学生，未来的历代读者——唤入思想问题的场域，激发其思考。

更典型者，当然还是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子夏问孔子《诗经》中这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究竟何意呢？孔子回答非常简约：“绘事后素。”子夏很快领悟，追问说：“礼后乎？”孔子对子夏的回答极其满意，他表扬子夏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即谓子夏是可以启发自己的好学生。《韩诗外传》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以“由此观之，则教学相长也”加以赞许。孔子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激发或许表明，孔子让学生成为更好的学生，以子夏为代表的学生也让孔子成为更好的孔子。《论语》最吸引的人，或许正是这师生之间砥砺琢磨的精神场景。

而针对不同学生的问题，孔子又常常给出不同的、切合其人的回答。《为政》中孟懿子、孟武伯、子游与子夏各自问孝，而孔子回答各不相同。康有为所言也无差异：“圣人施教，如大医施药，病既各异，药亦不同，言各有为。”因材施教当然是方便的解释，但更进一步来说，这更意味着一个基本的思想事实：人与人之间虽有可沟通之处，但每个人皆是不同的个体，其为人为学，必须找到那个切己之处才能有真正的成长，而孔子正擅长于这一点上的启发。

《论语》中的孔子弟子，经由孔子的教育和启发，最终成长为“恺悌君子”，也是这个缘故，孔子才会在颜回、子路去世之后悲痛不已。思想原初的场景的首要含义并不在于学问的精深追求，而是这些人格教育最初的丰茂情景。

（摘编自娄林《作为开端的〈论语〉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