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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届高考语文信息类文本阅读

考前集训(1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既有“诗能穷人”之说,又有“诗能达人”之说;既有“穷而后工”之说,也有“达而后工”之说。但是前者成为流行的说法,而后者则少为人所接受。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诗人薄命化”倾向。

重视诗赋等文学创作是中国古代的社会风尚,“雅好文章”和提拔文章之士是君主的雅趣。《汉书》中记载西汉枚乘、司马相如都因善赋而见用,《后汉书》也记载东汉班固因《两都赋》名闻天下。隋代李谔上书隋高祖明确指出,诗歌已经成为“朝廷据兹擢士”的“禄利之路”。自从唐代实施科举制度,诗歌便成为下层士子改变命运的途径,真正成为对所有读书人开放的“禄利之路”。在中国古代,诗歌是当时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能诗是一种荣誉,文章之士通过考试能获得担任官员的资格。故“诗能达人”在中国古代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古代诗人遭受厄运的毕竟是少数,而纯粹由于写诗的原因而遭受厄运的诗人,更是少之又少。诗人薄命并不是普遍的事实,“诗能达人”与“诗能穷人”同时构成事实的整体。

如果我们超越表面现象,便可看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人薄命”之说其实是一种有选择性的集体认同:在“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选择了“诗能穷人”;在“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中,选择了“穷而后工”。虽然“诗能达人”也具有某种真实性与合理性,但这种理论大多仅是对世俗社会现象的总结,没有更深邃、更崇高的传统诗学理想与价值观来支撑,有时还流露出某种世俗功利色彩。而“诗能穷人”或“穷而后工”反映的是一种超越世俗、追慕崇高的诗学理想。

历史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固然与中国古代经典诗歌多为“穷苦之言”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潜藏的中国古代诗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诗学始终强调和重视诗人的社会责任,“失志”诗人不得已就把用世之志寄寓于诗文。诗人在对人生悲剧、忧患愁苦的体认、接受和抒发之中,更多地体现了对道的坚守和追求,因而其心灵深处充满了以道自任、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与悲剧性的崇高感。所以,诗人表达的生老病死与穷愁哀伤可以超越个人的际遇,与人类的普遍情感相通,从而能超越时代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穷而后工”的“工”,绝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成就,更因为它具有深刻人文主义情怀与理想。

在集体认同“滤光镜”的作用下,“诗人薄命”的现象非常明晰地凸现出来了,而不符合集体认同的大量事实则被遮蔽了。它可以使人“明察秋毫”,也可以使人“不见舆薪”。“诗人多薄命”并不是对于所有诗人命运的准确总结,而是一种想必如此、理应如此的期待与想象。比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之说,认为历史上许多名著——《周易》《春秋》《诗经》《国语》《吕氏春秋》《离骚》——都是作者遭受不幸的产物,但司马迁所举例证却多与《史记》所载不符。如《太史公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而《史记》卷85则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则《吕氏春秋》明显是在“不韦迁蜀”之前,是得志时所作。“《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基本上也是想象之词,至少有以偏概全之嫌。作为历史文体的《史记》,所载是更为真实的历史;而《太史公自序》文体上属于子论,要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观念,虚构和改造正是子论文体常用的修辞手法。司马迁处于“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的语境,为了强调作者的遭遇与写作的关系,从而把著述的时间、地点和原因都做了改动,而这些被改造过的史实后来又成为集体认同的基础。

集体认同的“滤光镜”也引导着读者对批评理论的解读。这里以古人对韩愈的经典理论“不平则鸣”的理解为例。韩愈《送孟东野序》开宗明义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也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生活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钱锺书也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的狭隘理解。不过韩愈所说的“不平”并不限于人的感情问题,“不平”是指异乎寻常的状态,总之“不平”所指甚广。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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