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届高考语文信息类文本阅读专练（11）.docxVIP

2024届高考语文信息类文本阅读

考前集训（1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既有“诗能穷人”之说，又有“诗能达人”之说；既有“穷而后工”之说，也有“达而后工”之说。但是前者成为流行的说法，而后者则少为人所接受。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诗人薄命化”倾向。

重视诗赋等文学创作是中国古代的社会风尚，“雅好文章”和提拔文章之士是君主的雅趣。《汉书》中记载西汉枚乘、司马相如都因善赋而见用，《后汉书》也记载东汉班固因《两都赋》名闻天下。隋代李谔上书隋高祖明确指出，诗歌已经成为“朝廷据兹擢士”的“禄利之路”。自从唐代实施科举制度，诗歌便成为下层士子改变命运的途径，真正成为对所有读书人开放的“禄利之路”。在中国古代，诗歌是当时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能诗是一种荣誉，文章之士通过考试能获得担任官员的资格。故“诗能达人”在中国古代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古代诗人遭受厄运的毕竟是少数，而纯粹由于写诗的原因而遭受厄运的诗人，更是少之又少。诗人薄命并不是普遍的事实，“诗能达人”与“诗能穷人”同时构成事实的整体。

如果我们超越表面现象，便可看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人薄命”之说其实是一种有选择性的集体认同：在“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选择了“诗能穷人”；在“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中，选择了“穷而后工”。虽然“诗能达人”也具有某种真实性与合理性，但这种理论大多仅是对世俗社会现象的总结，没有更深邃、更崇高的传统诗学理想与价值观来支撑，有时还流露出某种世俗功利色彩。而“诗能穷人”或“穷而后工”反映的是一种超越世俗、追慕崇高的诗学理想。

历史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固然与中国古代经典诗歌多为“穷苦之言”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潜藏的中国古代诗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诗学始终强调和重视诗人的社会责任，“失志”诗人不得已就把用世之志寄寓于诗文。诗人在对人生悲剧、忧患愁苦的体认、接受和抒发之中，更多地体现了对道的坚守和追求，因而其心灵深处充满了以道自任、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与悲剧性的崇高感。所以，诗人表达的生老病死与穷愁哀伤可以超越个人的际遇，与人类的普遍情感相通，从而能超越时代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穷而后工”的“工”，绝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成就，更因为它具有深刻人文主义情怀与理想。

在集体认同“滤光镜”的作用下，“诗人薄命”的现象非常明晰地凸现出来了，而不符合集体认同的大量事实则被遮蔽了。它可以使人“明察秋毫”，也可以使人“不见舆薪”。“诗人多薄命”并不是对于所有诗人命运的准确总结，而是一种想必如此、理应如此的期待与想象。比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之说，认为历史上许多名著——《周易》《春秋》《诗经》《国语》《吕氏春秋》《离骚》——都是作者遭受不幸的产物，但司马迁所举例证却多与《史记》所载不符。如《太史公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而《史记》卷85则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则《吕氏春秋》明显是在“不韦迁蜀”之前，是得志时所作。“《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基本上也是想象之词，至少有以偏概全之嫌。作为历史文体的《史记》，所载是更为真实的历史；而《太史公自序》文体上属于子论，要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观念，虚构和改造正是子论文体常用的修辞手法。司马迁处于“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的语境，为了强调作者的遭遇与写作的关系，从而把著述的时间、地点和原因都做了改动，而这些被改造过的史实后来又成为集体认同的基础。

集体认同的“滤光镜”也引导着读者对批评理论的解读。这里以古人对韩愈的经典理论“不平则鸣”的理解为例。韩愈《送孟东野序》开宗明义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也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生活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钱锺书也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的狭隘理解。不过韩愈所说的“不平”并不限于人的感情问题，“不平”是指异乎寻常的状态，总之“不平”所指甚广。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