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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先秦时期的贵族政治是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制以及“世卿世禄”制基础之上的由贵族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是建立在官吏的选拔和任命制基础之上，按照职能和职位分工、分层管理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央或地方行政权力体系，包括有关官僚机构的组织运作与官僚的活动及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定。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都是与特定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相适应、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政治制度。由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无疑是中国古a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关于这种转变，一般认为是由经济基础变革引起的上层建筑变革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反映。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冲击旧的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贵族世官制衰落了，一部分逐渐采用封建剥削方式的旧贵族、军功贵族和新官僚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迫切要求取得政治上的权力，他们利用奴隶和平民的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而上层衰落下层上进的士阶层则成了新兴阶层的政治支柱。地主阶层在夺权斗争中，需要改变旧的贵族世官制，一经夺得政权，更需要新的官僚制度巩固政权。”现有的政治制度史著作也多是从宗法政治秩序的崩溃、王室衰微、政权下移、士阶层的崛起、各诸侯国变法运动和中央集权的建立及官僚政治的确立等思路来阐述两种政治制度嬗递的过程及原因的。应当说以往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现有的讨论还远远不够，本文拟就两种政治制度嬗递的内在根据、变革路径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分封制的衰落导致贵族政治的衰落

分封制与贵族政治相伴而生，分封制的推行必然是贵族统治，而分封制的衰落也必然导致贵族政治的衰落。分封制是适应父权家族制扩大化的需要，把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是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过渡的必然而又合理的制度安排。在由方国林立过渡到统一王朝的过程中及其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分封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形式和政治架构。完全意义上的分封制创行于西周。“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代的分封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通过“封诸侯，建藩卫”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则是由原始的父系家长制的财产继承权演变而来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的继承者，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庶子为小宗，周天子封之为诸侯，其对周天子是小宗，而在其封国内却是大宗，君位和封爵由嫡长子继承，也称宗子，世代保持在本族内大宗地位，他分给卿大夫以土地和居民。卿大夫又封士。每一个梯次对其下都是大宗，对其上都是“小宗”。这样自天子以下以至于士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分封制实质上是父权家族制扩大化的结果。它是已取得统治权力的宗族在拥有一个共主的基础上，其他家族成员共同享有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力。周初的分封，周族同姓的姬氏占了分封总数70个中的53个，其余姜氏、赢氏、殷商之后、帝舜之后等，有些属于周族，有些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被周族所认可。这样，原来的家长成了天子，他的儿子们、亲属们、朋友们成了诸侯，然后这些诸侯的儿子、亲属、朋友们又成了卿大夫，卿大夫的儿子、亲属、朋友们又成了整个社会最基本的管理单位——父权家庭。这个家庭负责带领其他邻居从事生产。于是就形成了最基本的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父权家庭。分封制的实行，使周初的王权得到加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得以确立，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密切，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而且分封制作为一种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嫡长子继承制至少在理论上排除了可能的继承纷争。宗法制度使所有人的身份、地位，在一出生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决定了，等级排列的标准非常单一，只有一个血缘标准，所以等级排列的清晰度非常高。如果配之以相应的礼乐制度，在一个生活相对固化的农业社会里，如果制度目标的选项第一位是稳定的话，那么分封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在分封制条件下，虽然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名分一定，但诸侯对卿大夫所拥有的权力要大于天子之于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有充分的主权。天子和各级诸侯、卿大夫在各自辖区内各自为政，即所谓“分土而治”。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和最高统治者，但对诸侯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天子与诸侯之间是一种类似盟约的关系。费孝通认为，周初建立的分封制度实际上是把权力按地域分散到了分封贵族们的手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部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问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