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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的制度供给驱动新质生产力涌现式生成

新质生产力具有迥然于传统生产力的生成机制。引领全球突破性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就要能够领先于其他国家提供更加适合突破性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消除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是新质生产力领先发展的必要条件，提供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加有效的增量制度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一是在恰当的领域和产业发展的特定阶段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全局协调作用；二是在转变地方政府发展导向的前提下，更充分地发挥地方政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的跃迁，这个跃迁的过程既是一个突破性技术和新产业涌现的过程，也是一个与这些突破性技术和新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相匹配的产业发展体制、政策和创新系统变革和形成的过程。新质生产力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关键在于中国能否领先于其他国家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适宜的体制土壤和政策环境。

一、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其生成机制之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总体上看，近期对新质生产力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新质生产力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如强调新质生产力包括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调新质生产力的特征是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或者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绿色化。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内涵和外延是新质生产力的外化特征，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机制才是其内在规定性，新质生产力的外化特征是其生成机制的结果。如果政策界和学术界不能在生成机制方面廓清新质生产力的独特性，则各级政府的过度关注和各类投资主体的一哄而上不仅不会促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甚至可能阻碍和破坏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新质生产力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为有效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提出的、能够体现新发展格局要求、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方向。

从技术形态看，传统生产力所对应的科技进步主要是模仿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原始创新。可见，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不是科技创新驱动。在传统发展方式下，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但传统生产力所基于的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是技术吸收和二次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进步则是以我为主的突破性创新。

从产业形态看，传统生产力对应的产业是先行发达国家渐次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传统生产力是在中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产业体系相对不完整条件下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其核心作用是驱动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体系的快速扩张。与这种发展思路相对应，各级政府强调的产业发展重点是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这两类产业或者本身具有较大的经济体量，或者具有较强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核心特征都是规模和增长。而新质生产力所对应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虽然也是一国长期增长的动能，但其更重要的规定性是一国核心竞争能力的载体，是能够代表一个国家为世界工业文明作出独特贡献的标志性成就。

技术创新范式从模仿创新到原始创新，产业升级方向从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由于其独特的技术形态和产业形态，在生成机制方面与传统生产力的发展大相径庭。新质生产力的企业竞争范式是大规模试错，而传统生产力的企业竞争范式是大规模跟进。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生成都是企业竞争的结果，但促进两种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不同的。在中国传统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这些生产力对应的产业是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大规模试错的成熟产业，这些产业的主导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已经确立。在此背景下，传统生产力的生成方式是大规模跟进，包括初期外资产能大量向中国转移阶段中国企业从低端产品和边缘市场开始的大规模跟进，到后期中国企业通过内化领先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实现更高阶的大规模跟进。虽然在第二个阶段成功实现赶超的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已经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路风，2006），但不可否认，中国企业总体的创新能力仍表现为二次创新能力和正向设计能力，而非原始创新能力，对标国外领先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是这个阶段中国企业最重要的能力提升方式。除移动通信等极少数产业外，在绝大多数产业中国企业是在领先国家已经探索出的成熟技术路线上参与生产性竞争。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技术路线和竞争范式的确定性，无论是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量子通信、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其主导技术无论对中国企业还是国外企业都是不确定的，即主导技术和商业模式尚处于涌现阶段（Utterback，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