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docx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孔令仁指出：就洋务运动的本质倾向来说，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进步的；洋务运动功大于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史哲》1983年第3期）。戚其章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认为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孙占元则提出一种折衷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黄逸峰、姜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近年,有不少文章开始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作进一步探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尽管看法仍然有别，但总的来看，肯定多于否定（李平生等《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二关于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有关洋务思想的研究，本属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简单骂倒了事。近10年来，这一领域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特别是一些学者在对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一席之地。1989年以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专著，如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刘兴华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略》、宝成关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列有“洋务思潮”或“洋务思想”专章。什么是洋务思潮？刘学照认为，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思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借法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从闭关到开放》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没有太大分歧。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理解和对“中体西用”论的评价。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传统观点多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近年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飞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枪洋炮为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徐泰来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八个字（《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孙占元则认为，洋务运动属于一次“求强”“求富”运动，洋务论者的“求强”“求富”观实际上成为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则是服务于求强、求富主旨的一种理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

关于“中体西用”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黄逸峰、姜锋《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个口号虽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应基本肯定。季云飞指出：“中体西用”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角度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陈旭麓也指出：在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