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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闲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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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每天光顾茶馆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撰文／王笛，学者

成都给外地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闲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

式在茶馆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1940年代《新新新闻》上关于成都茶馆的一篇文章称，外地人对

成都的第一印象便是茶馆数量多，人们生活闲逸，茶馆无论大小，都

是高朋满座。

过去，每天光顾茶馆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的茶馆生

活轻松而自在，朋友和熟人在那里会面、聊天、下棋、谈生意、社交

等，进行各种活动。

茶馆有其特殊的诱惑力，诱使人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

复一年地在那里消耗时间。这引起了不少外地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批

评。

但成都居民对自己营造的悠哉乐哉的生活气氛颇为自珍，在整个

20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即使同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都大大地改变了。只要有时间，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便来到茶馆。

茶馆中的中老年占大部分，他们一般都到住处附近吃茶，成为最

忠实的客人。如果茶馆里讲评书，他们几乎每晚必到。成都有许多大

户人家子弟、城居地主、有产寓公，他们不少来自外县，寓居异乡，

沉湎于成都的生活方式，更成为茶馆的常客。

从抗战后到国民政府的崩溃，茶馆生活仍然能保持着活力。如

1946年，甚至到了深夜，按照《新新新闻》的描述，“茶厅前人像潮

水一般涌了进去，一面又奔悬的飞泉，不间断的泻了出来。”对茶馆

巨大的人流的描述，真是非常地形象。

劳动人民的休闲

普通人比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更经常使用茶馆。大多数日夜讨生

活的下层人，如轿夫、黄包车夫、小贩等，都到茶馆解解渴、歇口气。

直至晚清成都的现代工厂微乎其微，大多数都是手工工场的工匠，

或店铺的店员，餐馆的跑堂，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雇工，他们勿须像

现代大工厂的工人那样遵守严格的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非常灵活。

例如，那些在街道两旁铺子里做工的工匠，休息时便到街角的茶

铺。这些茶馆为各种普通人服务，像砖瓦工、木匠、石匠、挑水夫、

裁缝、车夫等，他们多在街头谋生。即使那些必须按时上下班的工厂

工人，一有机会，也到茶馆消磨时间。

在1930年代，东门外某工厂的一伙工人，每天中午休息时都到东

门大桥头的一个茶馆，边钓鱼边品茶。茶馆老板也是钓鱼爱好者，他

们成为了朋友，老板还帮他们保存鱼具，抓到了鱼则为他们烹调。

1947年的《华西晚报》指出许多店铺工人把茶馆视为“半个家”。

他们自己的住房狭小、简陋、阴暗，不是久留之地，那些在晚上耐不

住寂寞的人，只好到茶馆找乐子。许多来自外地的工匠和学徒就住在

店里，而这些地方生活不方便，亦没有热水，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茶馆里度过，早上到茶馆洗脸到晚上洗了脚才回家睡觉。

1918年的《国民公报》上有一个讽刺小说，描述了农村人怎样留

念成都的生活，原因之一竟然是那里人们可以在热闹的茶馆里尽情喝

茶休闲！

铁杆茶客是怎样造就的？

成为一个茶客显然不是一个晚上形成的。许多茶客是在他们父辈

的长期熏陶。海粟回忆1930年代初他父亲每天晚饭后带他到第一泉茶

社的情景：这个茶馆离他家仅一街之隔，他父亲买一碗茶但占两个座

位，过去的茶馆似乎对买一碗茶占两个位并不干涉，这与后来我们常

常看到的有“一茶一坐”告白的茶馆是不一样的。父亲喝茶，小孩则

吃一把花生，“当我把花生吃完便沉沉欲睡了。等他茶瘾过足，我已

进入梦乡，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去。久而久之，我也成了一名‘茶

客’。”

海粟的经历说明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茶馆的环境和文化、

顾客的言谈和举止等，使人们了解社会，建立社会网络，甚至形成了

个性和习惯。即使那些白天必须工作的人，一旦有机会，也光顾茶馆。

茶客的种种面相

胡天在其1938年的《成都导游》和易君左在其1943年的《锦城

七日记》中，提供了关于茶客的两个非常有用的词汇：“有闲阶级”

和“有忙阶级”。

这两个词囊括了到茶馆中的大多数茶客。“有闲阶级”可能包括

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员、财主寓公等各类中产以上阶级。

而“有忙阶级”涉及更广，可能包括四种人：一是以茶馆为舞台

者，像讲评书、演地方戏和曲艺的艺人；二是以茶馆作为生意场所，

如商人、江湖郎中等；三是以茶馆为工场和市场，如工匠和小贩等；

四是在茶馆里会客、议事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