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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刑法修正案9个立法解释

谈及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刑事立法工作,黄太云认为,这不能不谈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刑事立法。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拟出了总共22稿。黄太云介绍,为了形势的需要,1951年和1952年,我国分别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妨害国家货币罪条例以及惩治贪污条例。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刑法典起草工作停了下来。反右结束以后,到1963年10月,刑法典形成了第33稿。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刑事立法又停下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中央立法小组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重新组建刑法草案的修订小组,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起草的刑法第33稿进行修订工作。

黄太云介绍,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这是法工委的前身。法制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意见,对刑法草案做了较大的修改。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这部刑法有192个条文,罪名有129个。这样,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了,结束了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第一部刑法典实施后,遇到了一些问题。”黄太云介绍,鉴于经济领域和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十分猖獗的严峻形势,写作参考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到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布了22个对刑法进行修改的补充规定和决定,并在107部民事、经济、行政的法律中规定比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条款有130多条。

1986年,黄太云到刑法室工作,1987年我国开始修订刑法。到1997年,他们将上述22个决定和130多个条款的补充规定一条一条拿出研究,认为凡是应该定罪的一律要放到刑法典中。

经过几年的努力,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刑法,条文由原来的192条扩充到了452条,罪名为412个。

“1997年刑法典通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来修改刑法典中的部分条文。1999年到现在,已经通过了8个修正案。”黄太云介绍,此外,为了明确刑法典中有些条文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9个有关刑法的立法解释。

一味加罪加刑的趋势有所改变

“制定和修改刑法,使我国建立了完整、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刑法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符合我国司法机关惩治犯罪的需要,范文而且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黄太云认为,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刑法总则中规定了罪行法定原则。1997年修改刑法典时取消了类推制度,改为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时,确立了正当防卫、累犯、自首、立功、缓刑、减刑和假释制度,刑法分则对于具体犯罪的规定也日趋完善。

二是立法观念开始由以重刑、死刑威慑犯罪,向以宽严相济、综合治理减少犯罪转变。具体的表现为,从刑法修正案一到刑法修正案六全部条文都是加罪加刑。从刑法修正案七开始,一味的加罪加刑的趋势有所改变。比如绑架罪,过去起刑点为10年,太重了。现在的绑架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绑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绑架都是不给赎金就撕票,而现在的绑架不同了,有的是为追讨欠款,有的是采用欺骗引诱的手段,并没有对人质造成伤害,有的还主动释放了人质。因此,在刑法修正中,适当降低了这一罪名的法定刑。

三是修改完善刑法的模式基本成熟。决定和补充规定的方式非常零碎,群众难以掌握。因此,现在采用了修正案和立法解释的方式。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逐步完善

黄太云介绍,1954年有关部门拟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195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起草了刑事诉讼法草案,共7篇325条。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刑诉法典的起草工作也随之停止。1963年又形成了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为后来的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也加紧进行。心得体会”黄太云介绍,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同时出台,当时刑事诉讼法共有164条,对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都作了规定。“严打”开始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3个决定: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刑事诉讼法,条文由原来的164条扩充为225条。黄太云认为,这次修订对刑事诉讼程序作了非常大的改动,在当时来讲体现了法制的巨大进步。

1997年以后,又有两个重要的刑事诉讼立法,一个是2006年修改了法院组织法,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