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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

作为“后七子”的领袖和七子派的集大成者，王世贞精通文

学、史学和经学，思想灵活开放，不为传统和权威所。在明中后期学

术思想慢慢解放的背景下，对宋儒、宋明理学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

了普遍而直率的批评，对明代儒学的进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反思。爬梳

和整理这些散见于浩繁卷帙中的批评言论，总结和探讨其儒学思想的

特点及成因，不仅有助于丰硕学界对文学大师王世贞的研究，而且有

助于更好地了解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王世贞对理学家文艺观念的批评

保护诗文的本体特点，是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目标。嘉、

万年间，“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仍然存在，唐宋派理学习

气更是甚嚣尘上。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张复古大旗，试图遏制

文学创作中过度谈道论理以致文辞为道理所束而塞不顺畅的现象。《书

曾子固文后》一文曾言：

子固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阔遒美，而

不免为道理所束。间有塞而不顺畅者，牵缠而不了

者。要之，为朱氏之滥觞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

近代王慎中辈，其材力本胜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

其长，其塞牵缠，迨又甚者。(卷三)

王世贞在此指出了曾巩诗文“为道理所束”的弊病和与朱熹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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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方面的联系，并严厉批评了王慎中等唐宋派文人在学习曾巩时“掇

拾其所短而舍其长”的做法。对唐宋派的理学习气和以、曾巩为表率

的问题在此不妨多说几句。据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记载，王慎中

曾“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

契合。囊惟好古，汉以下高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

味长，而曾(巩)、王(安石)、欧氏(欧阳修)文尤可喜……但有应酬之

作，悉出入曾、王之间。”而唐宋派另一重要人物唐顺之更是如此。他

曾自述其诗是“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

而文那么“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卷六《答皇甫百泉郎中》)。在给

王慎中的信中又说：“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曾

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卷七《与王遵岩参政》)

诗文以“为道理所束”的曾巩和散布“情之溺人也甚于水”的道学家

邵雍为取法目标，堕于“理窟”当中就在所不免。

很明显，王慎中、唐顺之的诗文创作及主张道学意味颇浓，这既

与他们所学习的对象有关，也与他们同意道学思想(主若是阳明心学)

的熏染有关。王、唐二人对阳明心学多有发挥，王还曾被列入《明儒

学案》中的“南中王门”学案。关于此点，王世贞就曾灵敏地指出：

“理学之逃，阳明造基，晋江(王)、毗陵(唐)藻税。”(卷一四八)明乎

此，方知前后七子越宋祧唐崇汉的做法实与汉宋之学的取舍有关，而

后七子的崛起以唐宋派为靶标，乃因不满其理学习气而来。

因此，王世贞对宋明理学家在诗文创作进程中过度谈性说理的风

气多有批评，而对理学家邵尧夫(邵雍)和庄孔阳(庄昶)的不良诗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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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尤多，能够说到了痛加针砭的境界。

假设邵尧夫，非不有会意处，而沓拖跸跋，各类可

厌。譬之剥荔枝、荐江瑶以佐葡萄之酒，而馁鱼败肉、

枭羹蛙炙，杂但是前进，将掩鼻抉喉呕哕之不暇，而暇

辨其味乎?然公甫乃极推重庄孔阳，又尧夫下也。

(《书陈白沙集后》)(卷四)

邵雍是“北宋五先生”之一，他的一些诗咏完全成为道学家的语

录，毫无动气可言。理学家和唐宋派等人却奉其《击壤集》为至尊，

而在王世贞看来，只只是是令人扫兴的“馁鱼败肉”罢了。至于被陈

献章推重的庄孔阳的诗歌，王世贞只一句“又尧夫下也”便流露出自

己的憎恶之情。的确，颠来倒去就那么几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

高”之类的话头，既乏情致，又缺文采，却还故作轻松之态，读之令

人味同嚼蜡。在这点上，就连一贯力诋七子派的钱谦益也同王世贞达

到了共识：庄昶“多用道学语入诗，如所谓‘太极圈儿，先生帽子’，

‘一壶陶靖节，两首邵尧夫’者，流传艺苑，用为话柄。”针对有人以

为庄昶诗高于唐人的妄评，钱谦益乃至发出了“此等谬种，流入后生

八识田中，真所谓下劣诗魔，能断诗家多生慧命，良可惧也!”的感叹。

固然，王世贞并非因诗文中有谈道说理的成份就一概予以摈弃。

在《书三苏文后》中，他写道：“子由稍近理，故文采不能如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