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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法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现实困境与优化进路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法治教育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作用和法治价值。近年来，面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教育系统出台一系列法规政策，将法治教育纳入大中小学教育体系，取得显著性的育人实效。面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任务，通过系统性的法治教育以提升全体国民的法治素养，是教育服务国家基本方略的应有之义。梳理青少年法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实施状况，进而优化法治教育实施路径，不仅是顺应青少年法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是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要求。

一、青少年法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高质量发展内蕴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方式，彰显了一事物高阶段的发展样态。青少年法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是循序渐进的螺旋式上升模式，受教育自组织内部系统属性、外部社会发展环境以及教育教学发展方式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制约和影响。在特定因素的影响下，不同时空背景下法治教育有着独特的发展环境，展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立足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方位，着眼于法治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教育政策，青少年法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教育目标从“法制”到“法治”转变、教育内容从“德育为先”到“德法相济”转型、教育范式从“单向”到“系统”转向的基本特征。

（一）教育目标从“法制”到“法治”转变

教育目标的设定决定了青少年教育的认知效果和思维层次。青少年法治教育目标伴随着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的演化和变迁，逐渐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以法治价值培育取代法律工具主义，达致了法治教育目标层次的提升。改革开放以后，青少年法制教育逐渐得到专门制度性安排。《关于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1985）的发布，标志着从“一五普法”正式开始。从“一五普法”到“六五普法”，国家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实施了《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法制教育文件。这一时期的教育目标沿用的是“法制”教育，注重制度教育，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的主要特点是法制启蒙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将法制宣传教育逐步法制化和规范化，通过记忆法律条文的方式引导学生“学法、守法”，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秩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遵循关于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青少年法治教育目标逐渐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这被认为是青少年教育从“法制”到“法治”转变的起点。随后，陆续出台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七五普法”“八五普法”、《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都对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进行了规定。新时代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标立足“法治”，从注重法律知识灌输转变为“法治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三位一体的培养，实现了从“学法、知法”到“尊法、用法”的演变。“从法制到法治提法的变化，表明其重心已由静态的法律规制建设转向动态的法律实施落实，标志着我国法治化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在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导下的青少年法治教育，不同于“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强调对基本法律知识的“外在强制性灌输”，而“法治教育”内嵌着法治价值、制度与方法，不仅是“法治知识之育”，也是“法治观念之育”“法治信仰之育”，更是“法治行动之育”，更注重运用法治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使“法治”成为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的内在思维，注重育人实效，将法治教育融汇于课程、日常和品格培养，将人的发展水平提升视为根本任务，实质体现了法律由制度形式走向实践行为的逻辑嬗变。

（二）教育内容从“德育为先”到“德法相济”转型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青少年法治教育长期贯穿于德育体系之中，“以德为先”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习惯性地将“法育”融入“德育”内容之中。譬如，《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1988）提出要“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除了“大力加强法制教育特别是宪法的教育”这一句关于法治的表述外，通篇贯穿着德育的内容。《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1995）指出：“学校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与学校的其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融法制教育于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之中。”《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2013）虽然首次系统地提出强化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明确了各级学校要落实法制教育相关课程和活动，但此时的法制教育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