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第四章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ppt

自孔子开始，虽然提倡知行兼顾“言顾行、行顾言”，但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种轻言重行的倾向。孔子曾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言之必可行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等，《中庸》也说：“是故君子耻有其言而无其行”。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知”与“行”的关系有了一些新变化，开始注重“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程颐、朱熹强调“以知为本”、“知先行后”。这里所说的知行，主要属道德范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王守仁针对理学的偏离“现实”倾向提出过“知行合一”，但这里的“知”与“行”与前此的概念含义不同，有混淆“知”“行”的趋向，企图把“知”提到与“行”并列的高度。“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王阳明虽反对高远理想的分而后合的知行合一，但他所持的学说，仍是有理想性的，有价值意味的，有极短的时间距离的知行合一说。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批判地继承朱王，把知行统一建立在“行”的基础上，反对“离行以为知”，提出了“行先知后”说。从根本上来说，他的知行观，还是理想的价值的知行统一观。一、直觉体悟

二、知行统一三、整体综合所谓“整体综合”，就是不割裂、孤立地看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农耕社会，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以及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有一种天然的信赖。这就使得我们的先人在构建哲学体系、描述世界时，自然而然的采取了一种整体的观念。中国的哲人们在观察宇宙人生时，采用的是一种统观的方式。“统体”、“道”、“一”、“太极”、“大全”、“太和”《易传》“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就是强调总体观念。董仲舒就说过“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天人无二理”。所谓“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就是说有一个“理”，这个“理”既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也存在于世界万物。这种整体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哲学是在整体协调的范围内来考察事物间的区别、运动和变化的。例如，以道、天、太极、太虚为“一体”，以阴阳、乾坤、形神、心物、理气、动静、开合为“两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又产生新的统一体。这一思维模式具有有机性、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朴素的整体观念和求统一的思维方式，既反映了我们祖先宏观把握世界的慧眼独具，也表现了我们民族在科学实证精神和数量分析方面存在的明显缺陷。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欢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法。杨振宁曾说，中国文化传统最典型的思想方法是运用归纳法，通过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步骤，从而达到对统一的的“理”的概括和把握。比如，中国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一元叫作“太极”。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要把所有的现象全都归纳成基本的几个字，比如，“金木水火土”，比如阴阳、男女、乾坤。又如中医，说起对人身的了解，总结出几个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他的精神就是要把对于人的身体、人的疾病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归纳成几个字，而从这几个字来了解身体结构跟人体的疾病是怎么回事。这也是传统思想方法的重要表现。再如，中国思想家喜欢用简短而有力的格言方式，说出一个由生活体验而得到的真理。孔子、老子直至宋明的思想家大多用这种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杨义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举了这样几个例子：表现在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空顺序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由微而巨：时间顺序——时日月年，空间顺序——村乡县郡；中国由巨而微：时间顺序——年月日时，空间顺序——郡县乡村。中国人的整体的角色意识在姓名顺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人的姓名表达方法，一般是姓在名前，表明个人无论将来如何，他都是宗族世系的一个成分，是支系长链中的一环；西方则姓在名后。中国人姓名的顺序，隐喻着中国人的家族性，也是群体性的一种表现。中国人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在集体中定位，由大到小，由总体到个体。中国文化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叙事文学的结构也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的神话小说往往丛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写起，历史小说往往从夏、商、周历朝追述下来，首先建立一个时空整体性框架之后，再进入故事的主体部分。这与西方小说往往从一人一事一景写起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水浒传》，在交代了一个时空大结构之后，才进人叙事的主体。另一方面，与“天人之道”相呼应的叙事结构，正是中国古人惯用的叙事谋略。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间流速中抒发了历史盛衰之感，沟通了宗教与世俗，融合了天人之道，寄寓了宇宙哲学和历史哲学。老子和孔子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在《易传》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