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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第三章-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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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讲稿（10月29日）

第三章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讲课稿）

社会政治结构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史的影响至关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

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血缘：血统，人类因生育而自然形成的关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

2、宗法制度完备而系统。

宗法：宗族制度。包括嫡子之制、庙数之制、分封制度等。

3、专制主义严密。――“家天下”

四大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欧洲：城邦制：中国：血缘家庭制

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史学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甚至科学技术等等。

第一节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一、宗法制度的产生

1、封闭型大河大陆生态保护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存在

原始群居、氏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

阶级和国家产生后，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系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出现重大差异。

地中海沿岸国家，特别是古希腊，人们生活在多岛的海洋型地理环境

族权是从父系氏族社会父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它既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所无法起到的特殊社会作用，所以族权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为理学家所垂青。宋朝的张载主张“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①。程颐进一步指出：“若宗子法立，则人知尊祖重本；既重本，则朝廷之势首尊。”②大理学家朱熹还设计了更为具体的宗子法方案。显而易见，宋代以后族权的膨胀，与宋明理学家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四、家国同构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

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也深深地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了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在中国，尽管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是按地缘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同于原始的氏族部落，但却始终未能摆脱氏族血亲宗法关系的纠缠。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是家族的政治化。这是中国与印度、欧洲的重大区别，这种区别大大影响了文化形态。

印度虽然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但由于有比较成熟的宗教和商业贸易发达，形成了独特的种娃制度。四个种姓有严格的区别，之间不得通婚。每个种姓内部有长老会议，负责裁断本种姓成员。血亲关系存在于家庭甚至种姓内部，但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却基本上不起作用，因而也就不存在“家国同构”的现象。古代欧洲贵族、贫民、奴隶之间，等级差异十分鲜明，中世纪的僧侣、贵族、平民的层次更为分明，血缘政治基本上被等级政治、地缘政治冲垮了，所以更谈不上“家国同构”。

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所谓“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家国同构”，“忠孝同义”，都是宗法制度长期遗存的结果，故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这一论说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节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一、中国与欧洲政体的差异

1、欧洲：王权、神权、民权共存，相互制约

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主要有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其具体演化过程是：产生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明和产生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王国的文明，汇集到古希腊，由希腊传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灭亡后再由日耳曼人传播到整个欧洲。

古代埃及也是一个信仰多神的国家，但最重要的是太阳神。有趣的是，法老和祭司奉祀不同的太阳神，两种势力斗争非常激烈。第二十五王朝时，祭司的权力曾一度超过法老的权力。所以，一开始埃及国王的权力就存在一种强大的抗衡力量，即宗教势力。另外，早在新王国时期(约与中国的商朝同时)的埃及，工商业就比较发达，与地中海沿岸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这无疑对王权专制又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就是说，古代埃及的法老在集中自己的权力时，受到了外界势力的严重挑战。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情况也大体如此。

2、王权压倒神权

中国则不然，统治者凭借武力，比较顺利地夺取并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神职人员成了他们顺从的奴仆。文明到来之前。中国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是一样的，但当迈向文明的第一步，中国就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政治权力很快被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中，很早就形成一个权力核心；宗教曾经也是很发达的，但被武力所吓倒，神职人员拜倒在世俗统治者的足下。由于中国的政治权力一开始就不存在一种与之抗衡的势力，所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