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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诊的起源与发展（二）

宋金时期，舌诊已越来越多地引起医家的重视，如朱肱在《活人

书》中说：“背恶寒有两证，三阳合病背恶寒者，口中不仁，口燥舌

千也。少阴病背恶寒者，口中和也，以此别之。”前者属热证，后者

属寒证，是以口干舌燥之有无来分辨热证和寒证。钱乙在《小儿药证

直诀》里提出“弄舌”这一舌态。他说：“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

时时舒舌，治之勿用玲药及下之，大病未已，弄舌者凶。”弄舌主热

板动风，或正气欲绝之候。尤见钱氏对舌诊的观察非常仔细。

郭雍着《伤寒补亡论》中指出，舌苔干燥，皆是热郓伤津的表现。

他说：“胸中烦躁，心中懊侬，舌上燥渴，脉沉滑者，皆热证也。”

又说：“病人口燥，舌干丽渴，其脉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又

说：“厥阴经紧则引舌与卵，故舌卷而囊缩；若缓则舌萎，声不得

前。”郭雍不但将舌的不同变化作为鉴别证候的虚实寒热的重要方法

之一，并将舌诊与脉诊结合起来，使脉舌统一。李东垣从脾胃论的观

点，反复提出舌诊与脾胃的关系，如指出饮食不节，可以引起舌干燥；

肝气横逆克伐脾胃亦能引起舌干燥，脾阳不提也可以弓起舌干，虽热

同是“舌干”，但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证燥之中，临床上需要细心鉴别，

在客观上起到了强调综合分析辨证的重要意义。

元代出现了第一部舌诊专着《敖氏伤寒金镜录》，形成舌诊发展

的新阶段。敖氏有舌诀十二首，原书已佚，敖氏何许人亦无从查考。

现传世之书为杜清碧修改本。杜氏于元至正年间，刊行《敖氏伤寒金

镜录》，杜氏以敖氏原十二舌为基础，“犹恐未，复作二十四图”，

计辨舌三十六法。杜氏认为此书有“推源寻流，实可决生死之妙也”。

明代着名医家薛已亦说：“元敖氏辨舌三十六法，传变吉凶，深为元

妙。”又说：“旧有《敖氏金镜录》一篇，专以舌色视病，既图其状，

复着其情，而后别其方药，开卷照然，一览具在，虽不期乎仲景之书，

而自悉合乎仲景之道，可谓深丽通。约丽要者矣，予昔承乏留都，尝

刻之太医官舍，本皆绘以五彩，恐其久而色渝，而致谬误，乃分注其

色于上，使人得以意会焉，逆命工登梓，名之日《外伤金镜录》。”

又说：“人之一身，皆受生于天，心名天君，故脉为此身之主。舌乃

心之苗，凡身之病，岂有不见于此者，尚何内外之间哉，特患人之不

化耳。”薛氏不但为舌诊找到了理论根提，于伤寒及其他内外科疾病

皆能反映于舌，因此认为《金镜录》不独应用于伤寒，亦能将其扩大

应用于其他疾病。

明代陈楠对《金镜录》提为推崇，并认为“脉理玄妙，形但难

辨”，所以庸医不易掌提，因此杀人，极力推祟本书，并广为传播。

他说：“元若敖氏，抱独见之明，着《金镜录》一书，只以舌证，不

以脉辨，其法浅而易知，试而辄效，诚千载不偶之秘书也，予在南部，

偶得此书，深珍重之，后会付宪笃齐汤公，出是编示之，提称其善，

已命工梓行会稽郡矣，以广其传云。”陈氏重舌轻脉来免失偏。卢复

认为此书局限于伤寒不够全面，他说：“敖氏不知何许人，有舌法十

二首，以验伤寒表里，杜清碧又增定焉，薛立斋再加润色，流行于世，

卷佚单薄，虽传不能久存也。此法大裨伤寒家，乃识伤寒之镜法，人

身伤寒，气从同类，则肾水有余，而凌犯心火矣，所谓人伤于寒，则

为病热者此也，故色见徵于心之苗，茁者，其舌也，欲辨内外风寒者，

非舌不可为据。敖与杜虽能传之，但尚未达其所以然，丽予姑妄拟之

如此。伤寒侬视舌识病，则风、暑、湿恐亦有定法，当俟后之作者。”

《金镜录》的出现，对于祖国医学的舌诊学来说，是一块里程碑，

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缺点，尤其单纯以舌辨证，失于片面，所列方剂，

多出于《伤寒论》，亦有牵强附会，过于呆板之弊，但它开拓舌诊专

着之先河，对以后舌诊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于以“平脉辨证”

为经典方法的诊法，亦是一个冲击。《金镜录》虽然对“平脉辨证”

的经典方法进行了冲击，但在很长时间并未能引起多大反响，在长达

200年的时间，未能受到医家的应有重视。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千余年

来，张仲景“平脉辨证”的经典方法的诊法，一直占领着统治地位，

历代医家将其奉为龟鉴，凡不尊仲景之法者，皆祖为离经叛道，在这

种伤寒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敖氏之说就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金镜

录》亦就很难广为流传。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间《金镜录》才被薛已偶

然发现，并祖力推崇，从新刊行。但薛氏只推崇他认为“与仲景钤法

典旨同者”的部分，面他认为，于伤寒家多有不切”的部分并不推崇。

其次《金镜录》每列一舌，后附方药，其方多出于《伤寒论》，只以

舌辨证，全然没有仲景辨证的观点，方法过于死板，亦难为伤寒家所

接受。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