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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讲习所到网络写手研修班

作家养成法的变迁

讲习所里的“国家队”

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很思念当年的“讲习所”生涯。

“文革”完毕后，1980年，中国作家协会恢复“文学讲习所”，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学员。学员都是各省市的代表作家，由各省作协提名申报，中国作协审核后录用。刚刚从安徽插队回上海的王安忆，意外地获得了进入“国家队”的学习时机。她后来把这个时机称为“转折点”。“孔捷生、陈国凯、张抗抗、叶辛、陈世旭——我这帮同学，一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是当时拿过全国小说奖的人，是很知名的作家。”

王安忆听课特别认真。“课程很好，根本上是完整的中文系的速成课程。讲《红楼梦》的时候是冯其庸、吴组缃教授，他从作家的角度来解析文本，让我获益非浅。”半年培训期里，讲习所给学员们聘请了王蒙、冯牧、孟伟哉等十二位导师，每人带四个学员，不仅聊文学创作，还针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回头来看，作协的培训最好是我们那届，师资力气强大，教授、学者多。”王安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讲习所1950年刚成立时名为中心文学争论所，治理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仿照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目的是培育中国的文学作家以及文学理论、批判、编辑等方面的干部。

翻开中国作协的资料，当时的负责人丁玲在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要求学员“经两年学习争论，能提高肯定的政治及业务水平，把握毛泽东文艺方向进展创作，两年内期望每个学员尽可能写出一部能出版的作品”。

郭沫假设、胡乔木、周扬、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老舍、曹禺、吴组缃、艾青、何其芳、刘白羽、柳青、赵树理、张天翼、周立波??讲习所教师阵容强大。

到1958年停办，九年间，讲习所办了四届培训班。文学创作班的学员，后来大局部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不少人还担当全国及各省市文艺单位领导人；编辑班的学员，成为全国文学刊物的主编，翻译班的学员则成为俄苏文学和东欧文学的专家学者。

1984年，文学讲习所更名鲁迅文学院。

挽救被耽误的一代

1982年11月，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在降低，反对“学问越多越反动”和“作家不学无术”，呼吁作家学者化。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很赞成。“大学在实现作家学者化方面，应当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职责。当时刚好一个知名作家也给我写信，建议武大以集体研修的方式，对当代青年作家实施再教育，帮助他们走上学者化的道路。”刘道玉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刘道玉正在推动大学教育改革，国家打算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试行本科插班生制度。他把插班生制度与作家研修联系起来，办起了中国第一个大学作家班。

武大作家班招生，不要求有高中、大专学历，考试分两局部：一局部是创作的作品评分，二是课程考试评分。“文学作品占70%，文化成绩占30%，依据总分计算，择优录用。”作家班学员纳入插班生招生打算与治理，毕业时考试成绩合格，发放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参与国家工作安排。

自1985年至1989年，武汉大学共招收四期作家班，学员总计100人。“‘文革’后的作家，是被耽误的一代，大多数人没有承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学问构造存在缺陷，势必影响他们创作的后劲。针对这个问题，我才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口号。”王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6年，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相继按武大模式，和中国作协系统合作，间续开办了作家本科班。后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更进一步，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作家争论生班，给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人颁发文艺学硕士学位。“作家学者化”成为现实。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也想把作家班搬到复旦大学。征得学校同意后，他向国家教委递交了申请。

1978年，梁永安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完毕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和卢华、李辉、、张胜友、陈思和一样，报的是文学创作专业。

复旦中文系素有作家教书的传统。“当时月派的散文家余上沅、诗人方令孺；戏剧家洪深、《收获》主编靳以，作家贾植芳，都在复旦，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而影响了邹荻帆、绿原、曾卓、王火等学生的写作。”陈思和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复旦文学创作专业1972年创办，前后招了4届工农兵大学生。几届毕业学生里，最知名的是“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梁晓声。

梁永安他们进了复旦才觉察，文学创作专业取消了。第一次学生欢送会上，“系主任朱东润就直截了当地告知大家：中文系不是培育创作人才的，是培育文学争论人

才，你们以后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学习创作。然后就讲很多读书的道理。”陈思和回忆说。

中文系也不支持学生搞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