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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

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

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

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

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

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

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１

０６７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

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

邦计”；

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

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

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

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

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

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

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

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１０７４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

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

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

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

时由神宗这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

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

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

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祜

党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１１００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

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

要不是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历史上留

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

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

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

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

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

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为“元祜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

单为３０９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

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

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

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

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

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

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

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

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

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

“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