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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的头40年，全国各地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建设城市，受物质条件所限，居民对各种建设决策有很强的服从意识，主要以执行为主，包括“危房改造”在内的工作未参与建议决策。1990年后，全国开始住房和土地制度改革，各大城市将房地产、金融与更新改造结合，推动大范围旧城改造。同时，企业工人转岗、下岗、再就业使家庭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因素，对家庭改善住房环境的需求支撑力不足，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显现，虽然在2008年版《城乡规划法》中首次确立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常常流于形式，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深水期。近10年来，公众民主参与决策的意识不断增强，政府与居民有更多共同利益，居民也有了更多渠道和平台发声，但是居民主张个人权益也开始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同时，新媒体传递相关事件时使居民意愿变得偏激。

21世纪以来，关于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意愿研究，在国内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本文研究范畴而言，主要就一些学者对居民参与方式、路径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在居民参与方式上，国内研究发现居民参与的深度随着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而变化。从历史脉络上看，彭惠青（2008）认为相关参与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的模式、依赖-过度模式、居民治理模式[1]。杨涛（2012）认为，现实中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有四种类型：参与具体事务、参与维权事件、参与时不取酬劳和娱乐性参与[2]。董石桃（2019）认为居民的参与能力与参与态度最终将反映到参与深度上，具体分为合作型参与、决策型参与、介入型参与和建议型参与[3]。

在居民参与路径上，王莹和王义保（2015）研究治理理论与公众参与的实际案例后，提出居民网络化参与模式与实现策略，即在法治化要求下构建透明化的政府，引入NGO加以引导，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更新相关制度[4]。袁方成（2019）认为提高公共事务的居民参与度主要包括：研究发专门技术、优化资源配置、保障自治权利和完善组织网络等[5]。华沐阳（2018）认为应在居民参与时，建立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机制、在老旧小区改造时优化居民开展监督、突出小区议事会职能。[6]。

在影响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因素上，国内学者有以下研究成果。刘佳（2013）调查吉林省城市社区居民情况发现，由于参与效能感低、信息获取困难、社团组织不发达、社区行政属性过强等因素，居民参与很难实现[7]。张红和张再生（2015）从计划行为理论角度出发，探究发现，居民主观规范，参加公共事务时的看法和行为控制感，对居民参与旧小区改造具有正向影响[8]。李明珠（2015）和丛晓峰（2013）发现弱化社区管理行政化、构建社区居民参与平台、能够有效地改善社区治理状况、激发居民参与意识，增进居民对小区的归属感[9][10]。

二、国内研究现状

各国政府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能培养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本领和行动自觉，增加其责任感。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同，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时，居民参与情况的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二战结束后，全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安定的城市修复期，大城市开展大规模的重建和贫民窟清理，这一时期民众常以登报、各类示威等自下而上等方式，表示对居住环境的不满。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旧城区更新引发大量社会问题，促进民众参与城市建设，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二元融合，多方参与城市更新、共同完善并实践理论的格局逐渐形成，建立起初步成熟的多元价值体系。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法律、组织和技术保障下，居民更加积极、有序参与，通过合法地加入社区组织和NGO，扩展自身的参与周期和影响力。许多国家为此更新法律，写明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权利义务、程序步骤和监督方法等。

在居民参与方式上，SherryArnstein将将公民参与按程度划分为三个类型、8个梯级[11]，主要包括级：操纵、治疗、告知、咨询、安抚、合作伙伴、授权权力和公民控制。Box[12]在此基础上，为测量标尺加入“无参与”属性。Dorceyetal[13]认为居民参与程度缘于个人或群体的目标，并视具体情况合理变动，参与程度的深浅并无优劣之分。Thomas[14]将公众参与划分为获取信息、增强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实现政府与公众合作三个位阶段。2014年，国际公众参与协会将公众参与简化为以下五个由边缘到中心、由不参与到深度参与的等级：告知、咨询、参与、合作、授权，前两者居于外围，后三者居于相对内围，主要通过专门组织予以实现。

在影响因素上，国内学者主要认为有外部环境和居民个体两个方面，这一部分研究情况在本文调研实例中得到佐证。在外部环境上，小区已有的建筑环境、安保情况、邻里友谊等均对居民认知小区问题造成影响，政府必须重视居民在小区中呈现的与亲朋好友的人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