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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中华图腾“龙”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

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

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

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

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

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

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

“大一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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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

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

“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

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

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

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

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

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

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

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

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

(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

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

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

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

香港、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台湾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

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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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

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

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

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

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

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

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

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

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

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

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

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以一种独特的家长制为

核心的，这种“家”的概念不断的象外推，“在乡下，家

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

一个小国”[3]，这种不断的“家”的延伸在中国传统统治

中体现得至关明显，在历朝历代都在思想灌输中不断得到

加强，这是“大一统”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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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探询一种文化中的特别现象，难免不去考虑

它的地理环境，因为意识层面的东西都源于特定的物质环

境，因此可以说，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各自不同

的文化内容。例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

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

这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就闹地震。古

埃及人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倒并非古埃及

人比古希腊人聪明，而是因为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

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上篮球时的感觉一

样，所以说地是个球，而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

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还老闹地震，就想出

了沙盘鲸鱼说。由此可见，中国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不能

说与地理环境无关。

在这方面的解释中，黄仁宇给出了他的三个地理上的

理由。

华夏文明尽管出于多源，但黄河文明无疑是最主要的

源头，“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

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

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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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即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