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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病已蔓延至二三线城市

专家称中国城市病已蔓延至二三线城市

新型城镇化六个核心问题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快速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十八大开启改革新起点，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央高层将其提到新的高度，各地亦纷纷出台举措推进城镇化新一轮发展。

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人们对新型城镇化各有各的理解，其间涉及到诸多关乎全局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核心问题亟需厘清。我们在征求相关领域30多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整理出新型城镇化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六个核心问题：“快点好还是慢点好”、“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土地改革：同地同权还是二元并行”、“农民进城：过客还是居民”、“城市规划：如何避免‘千城一面’，彰显不同特色”。我们按照六个版块，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邀请该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讨论和辨析。

策划专题中呈现了很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如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心情太急、速度太快，新型城镇化应按照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积极稳妥推进“人的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就是要对住房、土地、户口制度等进行改革，让农民进城后享受公平待遇，真正使农民变成市民。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产权、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自由交易权，强调在公平竞争下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土地制度改革尤其要注重顶层设计，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有专家指出，城镇化的本意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过程，那种将新型城镇化理解为舍弃大城市、发展小城镇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一方面，我国的大都市与日韩美等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也应积极培育小城镇。二者并行不悖。为此，城市规划发展应切合当地实际，不可盲目求大求全求新。

为增强针对性，我们还进行了“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专题调查，调查结果发人深思：如40.34%的受调查者认为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快了”；对近期各地纷纷出台举措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45.56%的受调查者表示“充满担忧”，只有23.07%的受调查者表示“值得期待”；最担心出现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政绩、形象工程多(占总32.18%)，占用耕地过多(占总，26.82%)，征地大跃进(占总20.91%)。

“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镇化。”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如此预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曾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可以预见，新型城镇化必将带动未来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我们希望，中国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上走得更稳健。

新型城镇化：慢是一种风景

——中外城市发展的比较与反思

薛澜

问题一——快点好还是慢点好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1978年的17.92%，到如今超过50%，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一的速度递增，快速的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有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太快了，很多在其他国家需要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我们在4-5年就必须完成；但也有观点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关键是在发展观、利益观和政绩观上出了问题，而不是速度本身有什么大的不妥。这些观点都有合理性。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要因地制宜。

根据各种推算，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还会有几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抓住理念、资源和制度这三个核心要素，按照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的思路，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确保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在“人的现代化”的健康道路上发展，这既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历史性命题，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的“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

中国近年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既有其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的需求，也有一些是由于扭曲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功能定位太高太全。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全国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很高，希望是国际、国内或者区域的中心城市；想承担的功能太齐全，希望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等。这样的结果是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规模等都在不断升级提高，需要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国际上看到的“城市病”也越来越普遍。这种高定位攀比现象的原因在于越是高定位，越是功能全，往往就越能吸引各方的注意力，就越能够从上级或其它地方吸引到投资，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攀高的激励机制。如果说国际上“城市病”比较突出地在一些国家的首都和特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