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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6)

自身修养

以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杰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德行，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也就是说，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风中长大的，其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叔、蔡叔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汉武帝不像周武王那样仁德，母亲钩弋夫人也不像成王的母亲邑姜那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杰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他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其高尚品行系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可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的金柜，看了史官的记录后才醒悟的。假如让成王和昭帝都是从壮年才开始执政，换个时代，再换了辅臣，并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会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杰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杰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做了种种意欲谋反的事，但昭帝没有相信。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虽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的一面去讲的。

曹操的军师郭嘉曾经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里是说法制运用得当的效果。

《左传》里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里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由此看来，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