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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道〃之争的历史回视与反思

“文”与“道”的关系，是一个争辩已久但至今仍旧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有时过于强调“道”，语文课便上成了思想教化课，此谓

“载道说”；有时过于强调“文”，语文课又上成了纯粹的语言文字训练课，此谓“工具说”。“载道说”与“工具说”时而更迭、时而交汇，起起伏伏，贯穿于整个语文教化史、尤其是百年来的现代语文教化史。

一、“文”“道”之争的历史回视

我国古代语文教化在夏商等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但春秋战国是语文教化的兴盛时期。东周以后，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取代,原来的奴隶主贵族不得不变更身份,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左传?昭公十年》）。新的阶层一一“士”起先出现,学术文化为他们所驾驭,私学起先兴盛起来,打破了原来“学在官府”的藩篱。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主见“有教无类”，推行平民教化，扩大教化范围，并曾删定《诗》《书》《礼》《易》《春秋》作为教材，阐述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教化内容对中国语文教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汉朝建立,吸取秦朝的教训I,重视文化教化。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统一政权，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的《诗》《书》

《礼》《易》《春秋》被尊为“经”，立于学官，置五经博士，并以此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从今确立。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明确提出“文以载道（即儒家的政治主见）”的口号。“科举”是封建王朝设科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始于隋朝，所考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唐代为《五经正义》，明清两朝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说明则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为依据。考试的内容也是教学的主要内容,所以儒家经典也是学校语文教化的中心，突出的是这些儒家经典中的儒家思想与儒家道德价值。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语文教化主要是传儒家之“道”的教化。鸦片斗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康有为等一大批有识之士清晰地相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要富国强民,就必需废除

“无裨好用”的八股文,探求经世致用之学。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这一年是癸卯年，所以又称这个学制为“癸卯学制”。该学制规定的小学和中学教化的必修学科中都有中国文学课程,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起先从其他经史子集中独立了出来，语文教化进入现代期。当时《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好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语文教化作为交际工具的好用特点得到初步确认。

辛亥革命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化家进行教化改革，在语文教化方面，先是取消了读经讲经，接着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规定小学国文的任务是“使儿童学习一般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实力，兼以启发其智德”，中学国文的任务是“使学通解一般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爱好，兼以启发智德”。这一相识强调应用性,相识到国文是一门技能学科，这就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初步明确了普及交际工具的意义。

“五四”后,人们对普及交际工具的相识提高到了为民主、科学的层面。主见语文教化“为人生、为生活、为交际”服务，所谓“人生”“生活”“交际”，其实说的基本上是

“个人”，它与封建的为“君主”、为“圣贤”、为“天下”，是南辕北辙的。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头，“工具说”承续历史，力图把语文教化推演成纯粹的语言文字训练，“载道说”却不允许它发展。二者相碰撞,产生了六十年头初的“文”“道”之争。最终,二者的冲突，以张志公先生的《说工具》作为结束，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第一次明确指出

“语文是学好各门学问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这标记着“工具说”占了上风。六十年头中期到七十年头末，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语文教化完全异化为政治教化，“载道说”达到了巅峰期。七十年头末八十年头初，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机，极左思潮受到整个社会的遏制，于是“工具说”得以重返中国语文教化的历史舞台。但语言文字训练愈演愈烈,90年头初期义务教化大纲强调学问点和实力训练等,学校的应试教化也悄然发展为一种不良的教化思潮，考什么教什么，机械的训练,题海战术,沉重的负担，思想道德和审美教化的缺失，使学生的语言表达思想贫乏、感情枯竭，内容飘浮。语文教学的现状招致了人们的不满，人们起先对“工具说”提出质疑。1995年之后,强调复原人文性在语文学科中应有的位置，成了人们最关注的热点，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关于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