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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音乐史上的文化交流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交流：

中国汉族在民间音乐史上，汉代的“相和歌”和“相和大

曲”是以北方地区的音乐为主体的，到“六朝”时，则被以“吴

歌”、“西曲”为代表的南方音乐为主的“清商乐”所取代。

“清商乐”这一“九代之遗声”从此变成了古老汉族音乐之象

征和代名词，至隋唐时期融入“九部乐”、“十部乐”的宫廷音

乐之中，“清商大曲”则成为中国汉族歌舞音乐最高形式的一个

发展标志。

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西域音乐便开始渊源不断

地传入中原。西亚的生活习俗和音乐艺术开始风靡中原。这是在

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南北朝时期相继由汉化的鲜卑人

和鲜卑化的汉人统治，与西域更是血缘相近，地壤相接，“天竺

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西

域歌舞几乎畅通无阻地涌入中原，风靡南北，形成了西域音乐在

中原广为流行的蔚为壮观的局面，也为隋唐宫廷燕乐多民族音乐

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印度佛曲也从天竺的佛教传播到

了南北朝时期，由梁武帝亲制佛曲，开创了佛教音乐的华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一个最混乱的时期，这时期的音

乐文化都处在一种各族文化音乐大交流、大融合的状态。一方面，

汉族传统的“清商乐”承袭了各统治集团各个小朝廷、门阀士

族、豪强大富家庭的饮宴娱乐中，另一方面，被叫作“胡乐”、

“胡舞”的各少数民族民间又以胜利者的姿态风靡了南北两朝。

如：清商乐中著名的舞蹈，《白紵舞》最初为三国孙皓时吴地的

民间舞。后来，在统治阶层享乐需求下，它与佛曲相融合，后进

入宫廷，盛行于六朝及隋唐。［1］宫廷中的《白紵舞》，虽然

改变了最初作为民间舞蹈本来的健康，质朴的格调，罩上了些消

极感伤的色彩。在魏晋南北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真实而深刻的

展现了对生活的强烈追求。在这个基点上，《白紵舞》有它自身

的意义。由于此时期常年战乱，人们心灵都已疲惫不堪，此时的

玄学盛行，与其并存的还有佛学思想的传入。换个角度来讲，在

人类最为悲苦的年代，能使人的心灵得到慰藉的是宗教，艺术只

有很小的功能。

除了《白紵舞》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外，还有“胡乐”、

“胡舞”与中原舞蹈存在着较大差异。尤其是在上层社会，喜爱

胡乐、胡舞成为一时之尚。胡舞“或踊、或跃”的动势姿势特点、

“醉却东倾又西倒”的痴狂情调，那样放荡纵情、无拘无束，十

分符合鲜卑民族的审美理想。胡舞就是在这样一个适宜自己生长

的文化气氛中不断发展，从而彻底改变了舞蹈发展的总体风貌。

这种带有“阳刚之美”的风格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追求放荡

不羁、超自然的时风颇为一致，形成了同时代精神律动与历史运

行步伐的相协共振。这也为隋唐乐舞的空前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二、隋唐音乐交流：

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有的时候需要几个世纪的

文化积淀。隋唐三百余年间，音乐文化的发展所以能够达到中国

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的强盛、民族的

和睦、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富裕为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提供

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优越的发展条件。全民族文化素质的

空前提高，使得唐朝在诗歌、建筑、音乐、舞蹈、绘画、书法、

服饰、化妆、器皿制作等领域取得了全面的突破。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西域音乐大规模传入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多民族音乐为特

色的文化体制。宫廷燕乐得到高度发展，“部乐”与“部伎”的

建立标志着隋唐音乐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历代宫廷音乐中具有登

峰造极的划时代意义。

唐朝的歌舞音乐的形式极其丰富多样，有歌舞大曲、琴歌；

有各种器乐独奏形式，如：琵琶、五弦、古筝等，而其中代表各

类音乐形式最高水平的乃是“燕乐大曲”。这是继汉代“相和大

曲”、魏晋“清商大曲”之后，我国歌舞大曲最具质量、规模与

水平的形式，其中又是“清商大曲”、“龟兹大曲”与“西凉大

曲”三种不同的风格流派。已经相当宫廷化和贵族化。《霓裳羽

衣曲》是唐代大曲之经典，是一部将我国歌舞伎乐推向历史顶峰

的作品。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在唐朝也有较大规模的

发展。民间音乐中的“曲子”有较大发展；文人音乐种的“琴

乐”和“词乐”，成为文人阶层传统音乐形式和新兴音乐形式兼

而有之的两大类别；佛教说唱音乐“变文”的出现，标志着佛教

音乐华北的完成。唐朝对西域音乐的开放性政策，体现了唐王朝

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

乐”。说的就是一个“外来音乐”盛行的时代。白居易的《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