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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

战略

作者：夏锋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5期

文_夏锋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新时代重要发展战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2020年3月

底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4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

任务》，两个文件的核心内容之一都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

驱动”战略，不仅是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冲击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

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时代命题。

一、“三农”问题重大变化要求加快城乡融合

当前，农业农村经济的基础条件和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

力转换的攻关期，城乡融合发展的需求更加强烈和紧迫。

农业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中青壮年劳动力缺乏。根据第三次全国

农业普查数据，从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年龄看，36～54岁的占47.3%，55岁以上的占

33.6%，35岁以下的仅占19.2%；从受教育程度看，初中及以下的占91.8%，高中学历以上仅占

8.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粮食进口带来的冲击，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

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建立与农民集体合

作共赢模式，激发中青年人种粮积极性，提高种粮农民职业化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治理中的突出短板。从非典到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17年来，尽管农民工问题得到相当大程度的解决，但总体上看，农民工市民化、定居

化滞后于规模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城镇化与作为消费者城镇化相分离模式，

导致农民工跨省流动规模量大，且流动频率高。数据显示，当前城市中的“候鸟式”外来就业

人口仍占流动人口总量70%以上，这是疫情扩散风险增加、疫情后复工复产难度增加、城市产

业链断裂的重要原因。吸取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教训，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定居化、消费模式

城镇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已经刻不容缓。

乡村治理主客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乡村人口从2005年的近7.5亿人减少到2018年

的5.6亿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从2005年的3.3亿人降至2.0亿人左右。随着农村人口结构、

农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乡村治理主体、客体、环境等因素也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矛

盾问题增多。如何建立适应农民结构变化的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城乡融合

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注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轮子”，也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两大“引擎”。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要“突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以乡村振兴夯实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成功的重要标志。与欧美

等先行完成城市化国家不同，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业农村人口多、资源匮乏。2015年，美国农

业人口占比约2%，欧洲农业人口占比不到10%。2018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6亿，农业就

业人口占比达到26.1%。我国户均耕地规模仅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衡量我国新

型城镇化成功与否，一个重要标志是城镇化是否带动了乡村振兴，是否有效吸纳农业剩余劳动

力等农业转移人口，并成功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就地、就

近城镇化。一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构建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增加农民就地就业渠道，提高农民多元化收入水平。二是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离土不离乡”的就近城镇化，实现城市群、

超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

以新型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第一，农业要强，离不开城镇化。当前，即使把农民工等因

素剔除掉，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达到18.3%。与发达国家相比，高出8.3个百分点；与世界

银行定义的进入高收入的“门槛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12.8%）相比，还需要降低至少5～6

个百分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依靠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农业规模化生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