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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文化理论思考

对于多数青年学者而言，要实现这个跨越并非易事，它

不仅需要有跳出音乐小文化圈进入国家历史大文化的宏观

学术视野，更要有扎实的文献功底和不畏艰苦深入实地考察

的学术勇气。项先生呈现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历史的民族音

乐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由此产生的学术意义异常深远。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或当下

的各种音乐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

牙慧。在专著《山西乐户研究》中，项先生给学界提供了一

种在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

究，跨学科研究与集体性协同攻关研究等几种方法相联合的

研究模式。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给后学以较大的开示。

乐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体，历时一千数百年，

其间必然形成体系化，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是

深远的。但遗憾的是，以往乃至当代的史家对其的研究少之

又少。《山西乐户研究》通过对乐户的源流、历史分布、组

织形式和文化形态、音乐文化特征以及乐户对音乐文化传统

的贡献等几个方面的考证，揭示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大一

统的封建乐籍制度背景下有序传承的历史脉络。作者找到了

这种制度化传承的有效方式——轮值轮训制，并对它进行了

详细的阐述。[2]而作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综合运用了社会

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进

行全方位的解读与剖析。

项先生曾多次在各种学术场合倡导，要高度重视中国传

统音乐文化传承中这种严密的制度化的传播方式。我们过去

想当然地认为民间音乐是由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口传心授传

承下来的，并且这种方式是自然的、无序的。其实不然，一

千数百年的乐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传承方式，例如宫廷教

坊、府县教坊、府州散乐、衙前乐营等等，才是我国传统音

乐传承之主脉。这种传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

并没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间音乐悄然接衍，在民间音乐文化

中存活。因此，乐籍制度下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好比浩瀚

无际的民间音乐大海深处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着这一理念，项先生继续深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丰

硕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论文，如《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

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第

11-20页）、《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

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

页）、《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

的合一》（《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页）、《从

朝天子管窥礼乐传统的一致性存在》（《中国音乐》2008

年第1期第33-42页）、《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音

乐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页)、《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

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

2008年第4期第1-7页）、《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

乐新类型（上、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

期第25-35页、第4期第55-76页）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

研究。然而，纵观整个音乐学界，对于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

文化传承的研究仍刚刚起步，有待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做

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音乐小文化与中国传统大文

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血肉联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内在逻辑而孤

立地看问题。例如，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

音乐史学家们往往多注重“乐”之形态——音乐本体，而忽

略乐与礼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功能作用。回过头来，文史学者

在谈及传统礼乐文化时又往往只关注“礼”的含义与范畴，

而对于与“礼”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乐”却浅尝辄止或

干脆避而不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双方学者的知识背

景使然，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缘由就是学者们的专业本位观的

影响。基于此，项先生提出一种从“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

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了全

新的认识和理解。

“以乐观礼”，就是在这种学术理念下导引出来的次生

概念。项先生认为，必须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国家礼制（三

礼五礼）与乐的对应、演化与等级关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

义。只有将国家典章制度下的礼乐乐队组合、不同场合与不

同礼制的关系搞清楚，才能够真正理解礼乐文化的功能性内

涵；只有将雅与俗、雅乐与礼乐的关系加以辨析，并明确各

类礼乐的使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