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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以用权”

严以用权，在总体上需要制度的配套，然而，从官员的个体上，则无权埋怨，必须自洁自好，对权力有正确的认识。

严以用权至少包含这样三层意思。

慎于用权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为民谋利，用错了，损害人民利益，用反了，危害人民利益。

人民利益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因此，在权力使用的时候要谨慎，寻求各方面利益的最佳结合点，遵循发展的客观规律，须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谨慎用权的前提是把情况搞清楚，把问题想明白。搞清楚情况唯一的办法是调查研究，除此没有别的途径；把问题想明白就是要深思熟虑、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博采众长。领导干部掌握的情况可能比别人多一点，见识可能比别人广一点，但决不是先知先觉的神仙。

拍脑袋决策，家长制领导，一言堂做主，强烈的表现欲、权威欲、发展欲、政绩欲，都是对权力的滥用。出发点未必不正当，雄心勃勃，急于在短期内获得成功，实现大变样，结果与愿望差之千里，人走政息，折腾到最后，面貌依旧，民生如故。后任要么收拾摊子填平补齐，要么重起炉灶进入新一轮的循环。

任何发展，最终都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来。普遍见得到的千城一貌，政府债务，土地财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更遑论有的地方强征强拆与民争利的权力霸道。凡是官德未泯的官员，都有必要对用权是否谨慎进行认真的思考。

敢于用权权力不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炫耀的，更不是束之高阁用于收藏的，人民的权力必须为人民谋取利益。

慎于用权和敢于用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权力有风险，用权须谨慎，说的是，手握权柄，如履薄冰，要负责任地使用权力。反之，过之，不敢负责不敢用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可权力放空，以不作为而保证不犯错误的惜权思维，也是违背权力的本意的。

毛公说，“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邓公说，“大胆闯，大胆试”，说的都是敢于用权。

敢于用权是要有一些牺牲精神的，包括真的犯错误被批评处分，包括被误解受委屈。无私，才能无畏。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主攻部队的突击队队长，在我方炮火延伸前五分钟，提前命令冲锋，冒着自己的炮火，不给守城之敌有喘息的机会，一举把红旗插上天津城头，但有不少战士死伤在我军的炮火中。战斗总结，若等炮火延伸，敌方组织起防守，也许牺牲更大，甚至可能一次战斗攻不下来。这样的伤亡比预计的小，但是死伤在自己的炮火中，突击队长必须承担违反军纪的责任。为了战斗的胜利，队长本人心甘情愿认受处分。这样的处分，高于任何荣誉，十年以后，突击队长升任某军军长。

焦裕禄的事迹非常感人，焦裕禄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人民负有的使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些，让老百姓能够活下去，关键时刻他敢于用权，甘愿接受组织处分购粮救济饥民。当时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但是与民众的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焦裕禄顶着违反政策的责任，毅然选择了人民。

畏于用权权力掌握在官员个人手里，但决不是属于任何官员个人的，权力是公器，官员代表人民、代表国家行使权力。

权力就是支配力，除了不能支配人的思想，能够支配一切人和物质，特别是对财富的支配力尤为神奇，就像童话中的宝葫芦，想什么就会有什么。权力的这种魅力，以及专制社会权力性质的遗传，容易使掌握权力的人失去清醒，产生价值误会，把权力和自己混为一体

---“我即权力”，于是，不再对权力葆有足够的敬畏，而沉沦于对权力的喜爱和追逐之中，需要他人对权力的崇拜，在他人的崇拜中陶醉，本能地萌生特权，并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