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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评论系列(8)--异端史和思想史
异端史和思想史
我们对俄罗斯文化的翻译、传播和普及,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
看,都远远超过了对其他国家文化的译介。一谈到俄罗斯文化,随便
一位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一通:普希金,托尔斯泰,“别
车杜”,十二月党人,废奴运动,《祖国纪事》等等。但艾娃·汤普逊
在写作《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北京三联,1998)一书时
则公开宣称,她很少注意那些众所周知的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代
表性”刊物。《祖国纪事》、《现代人》、《俄罗斯言论》等都是当
时著名的刊物,著名报纸有《俄罗斯新闻》、《俄国思想》等。不关
注这些名声显赫的刊物也能理解俄国?该书的作者说她“专注的是默
默无闻的宗教、医学和人类学出版物”。(7页)我发现汤普逊在有意
忽略那些将事件变成“丰碑”的著名历史文献,而试图用福科所提倡
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那些几乎被掩埋的历史材料“转变成重
大遗迹”;(《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1998,P7)为那些对朝廷、
教会、正统知识分子而言都是异端的“圣愚”立传。
上面提到的那些刊物,几乎是过去所有19世纪俄国思想文化史研
究必不可少的材料。实际情况如何呢?它们在历史中的巨大影响,是
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人为所致,还是民间自发地接受的结
果呢?19世纪中叶,俄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是被别林斯基视为低级趣
味的《读者文库》,有5000订户;供上流社会、文学沙龙少数人阅读
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刊物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个订数,《祖国纪
事》当然也没有。《莫斯科电讯》的订数从没有超过3000。别林斯基
主办的《莫斯科观察家》的发行量没有超出过1500,只出5期就停刊
了。“著名”的《现代人》杂志创办之初(1847)的订户为2000,
1848年为3000,在60年代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作时
期,其订户一度接近过5000,但1865年又降回为2300。(以上资料
来源:巴纳耶夫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上海译文,P176、P382;
《巴纳耶娃回忆录》,上海译文,P192;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
人民文学,P134)另外,1897年沙皇帝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上
流社会贵族人数(约200万)与其他各阶层人数之和(约1亿2千万,
其中农民约1亿)的比例为1/60万。在校的中学生约8万,女生6
万5,在读的大学生接近3万。(《俄国文化史纲》,商务,P375--
377)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在上流社会和精英知识分子中传播的刊物究竟
能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统计学有时也不一定能说明什么。别林斯基就说过,衡量
一份杂志成功与否,不能看它的发行量,而要看它对公众精神影响的
深度。他的意思是说,《祖国纪事》和《现代人》这些杂志尽管发行
量不大,但要力求对公众精神产生深刻的影响。我感到疑惑的是,其
读者占人口比例极小部分的那些杂志,是如何影响公众精神的呢?我
想,只有通过那些掌握了“真理”、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的传
播,通过将它们编入官方钦定教科书而灌输给一代代学生来实现。别
林斯基等人,就是作为俄国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而进
入教科书、进入历史链条的。其实,别林斯基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有巨
大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近于
疯狂的激情,教科书无疑将他简单化、理性化了。但是,当他面对自
己的批评对象时,却容不得丝毫疯狂和异质的东西。他说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小说《双重人格》“只能在疯人院里有其地位,而不是在文学
中”;在《致果戈理的信》一文中,他又大量使用精神病医生经常用
的“宗教狂”、“傻子”、“神经错乱”、“疯子”等词汇,好像要
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送进疯人院似的。这种思维方式好像跟尼
古拉一世也没有什么区别。尼古拉一世就曾经因“哲学书简”一事宣
布恰达耶夫为疯子,并让他接受精神病治疗。
汤普逊说:“19世纪俄国改革运动的最大悲剧可能就在于运动成
员酷似他们所极为蔑视的‘旧俄国的残余’”(272页)由于这些成
员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于是,他们是进步的象征、真理的代
言人,他们在为整个俄罗斯受难、牺牲。对于沙皇专制主义而言,他
们的确是这样,并因此为世人所称道。但对于更广泛的俄罗斯人民来
说,他们就成了另一种专制。因此,不仅仅在19世纪,即便是在今天
他们也依然是“多余人”。人民拒绝那些“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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