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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的治学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书院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

文化教育组织，起源于唐代，历经1200余年，到清光绪二十七

年（1901），被“上谕”宣布改制为学堂。

据统计，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各有书院59、

13、515、1、10、406、1962、5863所，除掉跨越两朝以上重复统

计的1277所，历代新创建的书院合计7525所。

晚清改制，有1606所书院被改为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

小学堂、师范学堂、校士馆、存古学堂、女子学堂、实业学堂、蒙

学堂等各级各类学堂。

民国以来，被“宰杀”的书院重回读书人视野，时有创建、兴

复之举。截止2011年年底，新建实体书院591所、网络虚拟书院百

余所，修复、重建传统书院674所，合计1360余所。

如今，五年过去，保守估计，书院总数在2000所以上，已经超

过明代，呈现辉煌之势。

龙江书院

在书院复兴、儒学重振、重拾文化自信的今天，作为长期研究

书院历史、关注书院振兴的学人，我想就书院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谈三点看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书院是儒家的道场，承载读书人的人文理想与社会责任

书院是儒家的营地。

在古代社会，它作为儒家的道场与佛道的寺庙、宫观并立、对

应，成为最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就佛道尤其是佛教而

言，书院是儒学争夺势力范围的主阵地与桥头堡。

天下名山佛占多。“邻居近金碧，一一梵王家”，这是宋人

赵抃在《书院》一诗中发出的感慨。

朱熹

理学家朱熹的年代，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而“儒

馆”仅白鹿洞书院一家，若加郡县官学也就三家，势力悬殊，其

“盛衰多寡之相绝”完全不成比例。

因此，他一再奏报朝廷修复白鹿洞书院，其用意就在于要与佛

老争夺阵地。诚所谓针锋相对，以一对百，“不得不任其责

也”。

儒学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修复“儒馆”的举措理应得到支持。

但事实并非如此，朝廷高官和同僚中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理解，甚

至反对。后来，是朱熹近乎偏执的书院情结和类似圣战的坚持，才

促成了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而《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成就了其名列

“天下四大书院”的辉煌。

白鹿洞书院揭示图册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像朱熹一样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肩负着

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承唐代书院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

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总合古今学

说，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

此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并由

此开创出一个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机制。

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机制的形成，赋予书院思想与哲学生命的光

辉，开创了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作为儒家的

道场，成为推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学术的发展差

不多就成为书院的内部事务。

于是，在自由讲学的旗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书院与学术

的流变图：

程朱理学与书院在元代的北移，

书院在明代成为王湛心学思潮的大本营，

宋学、汉学、新学、西学等更替成为清代书院讲坛的主流声

音。

需要指出的是，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不仅使新儒学流衍传播

于中国大地，而且随着二者一同移植于东国朝鲜、东洋日本，乃至

越南，开创出东亚这一不同于佛教、伊斯兰教的儒学天空，捍卫了

儒家文化在东方文明中的领导地位。

二、书院是新的学校制度，它以辅助之身而真正承担起国家的

教育责任

中国教育，长期官学、私学并行。及至宋代，中国士人为了满

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整合传统

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教育制度的长处之后，创造出书院这一全新

的学校制度。

从此，书院和官学、私学鼎足而三，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教

育事业。私学以蒙馆为主，教学程度太低，可以存而不论。从儒家

内部来讲，书院与官学（包括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和府州县

学等地方官学）都是儒家营地，作为古代社会最主要的传统教育机

构，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