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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还是生活治理？——审思当代

中国的基层治理

作者：熊万胜

来源：《文化纵横》2018年第1期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博弈主体之间关系紧张而缺乏规范，导致基层治理规则的多元化和

模糊化，西方的简约放权、公共自治都难以应对。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广泛

的人口流动，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上述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对此，本文作者提出了“生

活治理”的新思路，即直接面对有差别的个人展开治理，在尊重群众生活的同时，积极改造群

众生活，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社会治理，还是生活治理？

——审思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

熊万胜

中国发生的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对百姓生活的治理，其直接指向是群众怎

么过日子。这样的治理实践直接人格化地融入日常生活过程，帮助群众实现有序和幸福的生活，

因此可称为生活治理。

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会采取很人格化的方式直接面对个人或者组织，对不同

的个人或组织区别对待，用人格化的方式对群众的私人事务深度介入。这与西方国家采取法治

化方式或者借助社会中介来规制私人生活的做法十分不同。这种做法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和

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治理传统，有着久远的历史。一个新的也是本土

化的框架必须要能够将这类事实概念化，概括出社会治理的本土形态。在这样的方法论视野下，

笔者认为很多的社会治理其实都是一种生活治理，首先指向的是私人生活，而非公共议题。老

百姓的日子过好了，社会也就安定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

户抽税的国家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集中讨论乡村社会中的生活治理实践。

一、生活治理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对私人生活的治理由来已久，这是一种由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

耦合形成的治理传统。要把握其核心内涵，就需要说到中国的私人生活有一种面向世俗权力的

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为公私不分和你我不分两种倾向。

内藤湖南在其著名文章《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唐宋之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削

弱了贵族的力量，皇权从间接面对臣民转向直接面向臣民。即使在唐代以前，编户齐民的国家

制度已经存在近千年，这与编村齐民的西方或日本传统十分不同。正如黄仁宇所言，中国是世

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此外还直接对每家每户征发徭役，

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宋代以后，特别是清代，随着赋役制度的改变，农民的人

身自由有所扩大。在租佃关系发达的地区，农民和政府的关系更加间接一些。也由于赋役制度

的改变，土地制度的实践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土地地权逐渐倾向于私有化。但是，无论如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属于统治者，因此，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就有一种公私

不分的倾向，私人的权利始终不够明确。在传统的欧洲，乡村中世俗权力被封建势力所垄断，

另外还有非世俗性的宗教权力抗衡世俗权威，来自远距离的王权影响力很薄弱。在贵族和市民

身上发展出的私人权利的观念十分牢固，然后这种观念逐渐地向大众普及。

中国人的生活中不仅具有公私不分的倾向，也具有你我不分的倾向。如果说公私不分的倾

向与私人权利观念的模糊有关，你我不分则可以从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不同上来理解。

李泽厚认为，中国人尤其是汉人的道德是社会性的。中国人的道德是依靠人与人之间连接搭建

出来的，表现为一种有历史的习俗，一种基于良知的内心平衡感。和强调宗教信条的宗教性道

德不同，这种道德允许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干涉，允许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非对错常常是模糊的。

在这种社会性道德实践中，人际关系的稳定必须由世俗的权威来维持，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在传统乡村社会中，这种世俗的权威具有鲜明的自发性或者社区性。在进入现代社会

的过程中，我们打倒了各种自发的社区性权威，以国家权威取而代之。如此，也就使得自发权

威对于人际关系的调停变成了国家权力参与的治理，生活治理传统略作调整，自然而然地延续

了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

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活法也在改变。社会性道德的衰落是其中一个方面。但社会性

道德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宗教性道德的崛起，社会性道德的衰落更多是道德衰落的一般性过程的

具体体现，社会秩序越来越依靠系统性的力量而不是道德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传统

的那种“开门过日子”的活法也在衰落，在乡村，家里有人也把门关着的情况逐渐增加，现在

是“半开半闭地过日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减少了，很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