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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历史大变局——“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

当代德国历史学家耶格尔（FriedrichJaeger）在他的一本近著中意味深长

地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历史”

这个意义构造物，具有人的时间意识的双重意向延伸，一是经历和期待的延伸，

一是保留和要求的延伸。

这种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大变局之中，历史学

家理所当然要去关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历史大变局。近年来，晚清史尤其是晚

清的历史大变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许与此不无关系。

历史的大变局并非仅限于晚清，晚明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

突然提出晚明的历史大变局，并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

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

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认识晚清史，都有莫大的好处。

“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

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

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以及美洲新大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西方历史学家把这一标志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并非毫无道理。这一

转折，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全球化”的初露端倪。从此，人们的活动不再

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包括新发现的美洲。人们的视野与活动所及，

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因此称之为一个“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

是毫不为过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全球化”似乎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

其实不然。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他们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性因素”与“全球化”

的界定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

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

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

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

程”。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开始的地

理大发现时代，此后世界市场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世界各大洲之间

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初露

端倪。

倘若以为这是初出茅庐者的一家之言，那么不妨看一看权威的见解。当代著

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以一种历

史的深邃感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起源，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

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是崭新的“世界上前所

未有的社会体系”。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三卷中，阐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的形成过程，

他认为，“世界经济”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的转折点就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

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

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震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白银资本》，

其副标题就叫做《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恰恰是

1500年至1800年。在他看来，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

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

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加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

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还不至于引起众说

纷纭的争论。弗兰克的创造性在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明白无误地指出，

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

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晚明中国：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在这个“全球化”初露端倪的

时代，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

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以后，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

走私贸易。当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以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