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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在“求是”中“求道”(2)

三、“求是”与段玉裁的学术信仰

“实是求是”是乾嘉学人的共同旗帜，也是他们的人生信仰。虽

然，在吴派与皖派的学人中，有“尊古”与“求是”的细微区别，但

那是乾嘉学术内部“求是”方法与路径的差异，而他们的共同学术目

标是“求是”，则大抵上是不错的。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虽然没

有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写出一系列的哲学着作，然而在学术理想、学术

路线方面基本上遵循了戴震所开创的皖派学术风格，且在具体的学术

研究方面有独特的贡献。特别是他在古典的语文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追

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说：“凡着书者，将以求其是而

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

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

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必可信矣。

将此段话与戴震所说的一些话对照一下，可以看到师生二人之间

的学术信仰的一致性。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一信中，戴震说道：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

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博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

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

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在《答郑丈用牧书》一信中，戴震更明确地表达了学术研究以

“求是”“闻道”为目标的人生态度：“立身守二字日不苟，待人守

二字日无憾。……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

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

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一言务在闻道也”。

在哲学立场上，段玉裁也继承了其师戴震反宋儒的观点，坚持“阴阳

气化即道”、“必于物上求理”，反对“执意见以为理”的基本观点。

他在《十经斋记》一文中说道：“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

恐不笃也，即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

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

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

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

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

而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反复批评宋儒将理看做是得

于天而具于心的观点，也反复批评宋儒执意见以祸国殃民，甚至造成

“以理杀人”的恶果。

由上所引的文献及对比性论述可知，段玉裁深受戴震学术理想的

影响。正是在这一“求真”学术理念的支撑下，他批评当时人模仿明

人王应麟着《困学纪闻》和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着《日知录》的着

书方法，认为这种着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

同，中无所得，仅是邀名而已。要知道，王应麟与顾炎武都是以博学

着称，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曾经是接引段玉裁进入古典语言学的

经典。但他从戴震处获得了为学的真谛之后，不再是博学以夸能，而

是以追求真知与十分之见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说：“闻之东原师

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螯剖其是

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

万物育之气象也。久所说能，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

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认为，通过这种追求真知的活动，上可以神

交古人，下可以神交后人，使人的生命存在超越时间的限制而进入永

恒的境界。他说：“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

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

后之人不可见也。”这种在追求真知的活动中寻求短暂生命的永恒意

义的价值理想，恰恰可以说明乾嘉学者的学术活动并非仅是外在的政

治高压压迫的结果，他们在考据学的学术活动中寻找到了精神寄托。

这也是我们从内在的角度理解乾嘉时代考据学兴盛的一个关键所在。

通过对以王应麟、顾炎武为代表的“博闻强记”式的着书活动的批评，

段玉裁提出了自己的为学主张，认定考据学乃为学问之全体。他说：

“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

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

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

辈所当大为之防者。然则余之所望于久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于考

核之大而已。”

此处需要稍加辨析的是：段玉裁在此所说的“考核”，已经不再

是局限于狭义的考据了，而是包含了“身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