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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７期（总第１９５期）宏观经济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吗？

———基于面板双重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杨飞虎，晏朝飞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研究公共基础设

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中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双重

门限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未达到第一门限值０８１３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为

显著的负向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跨过第一门限值０８１３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

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当积累至第二门限值３９６５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下降，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在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均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其中东、中部地区的公共

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也均呈现出负向、正向与收敛效应；西部地区在跨越第二门限值后才产生显著的正

向效应，尚未表现出收敛效应。最后根据二者间的非线性双重结构变化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就业增长；面板双重门限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５４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０２３－１２

一、引言

我国城镇化水平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城镇化率从１９７８年

的１７９％提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５７３５％，年均提高约１０３％，即平均每年有一千多万人口从乡村转移至

城市。然而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人口的空间转移，更是人口市民化的过程。面对庞大规模的农村

转移人口，解决好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是实现人口市民化目标的关键落脚点，也一直是政府民生保障

工程的优先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为人口的大量转移与安置提

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生活保障。同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承担着稳定社会就业的

经济职能，例如在２００８年我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投放量占比约５４２５％，

是当时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现今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新常态下，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

然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在此形势下，政府部门在制定就业政策时是否依然能够如法炮制，通

过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就业，使其继续兼任社会就业的稳定器？显然，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

我国各地区政府部门制定就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为此，本文利用面板门限模型探究公共基

础设施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为深入认识该问题提供经验依据与现实解释。

二、文献回顾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关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与样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公共投资效率评估及效率提升机制研究”；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问题研究”（１２ＡＪＬ００６）

作者简介：杨飞虎（１９７２－），男，安徽临泉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

济理论、投资经济理论；晏朝飞（１９８５－），男，江西上高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理

工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投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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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大体而言，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正

向效应，持该观点的文献相对较多。卡恩（１９３１）是较早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之一，其在《国内投资与

就业》一文中首先提出就业乘数概念，认为当净投资增加时，总就业增量将在初始就业增量的基础上

呈现乘数效应。凯恩斯（１９３６）在有效需求理论中认为失业问题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政

府可以通过投资基础设施等公共项目来扩大有效需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