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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赢得世界尊重

2016.03.17作者：刘雪松

李克强对道德经济的念念不忘，显然现实有所指。某种程度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之痛，也是道德传统在社会生活中严重滑坡之痛。

3月16日，在面向全球直播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如此提问李克强总理：我们注意到，两会前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有一个议题是部署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请问总理，中国这么大，要解决的问题这么多，政府的工作又这么忙，这个问题有这么紧迫吗？

李克强如此回答：我想回答你的是，我们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滋润道德的力量，传承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现在经济领域有不少大家诟病的问题，像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诚信缺失，这些也可以从文化方面去找原因、开药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发展文化可以培育道德的力量，我们推动现代化，既要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要通过文化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的尊重。

报道全国两会的媒体，很少把这段话拿出来单独解读。在股市汇市、在金融市场与经济形势、在民生实惠与减政放权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话题中，道德二字已经被边缘化。然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

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的观点，李克强在国务院总理任上至少已经

表达过4次。

在此之前，一次是在2014年7月与10余位新创企业负责人座谈时说的，一次是同年9月在首届中国质量大会上面对来自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及国际质量组织负责人、以及600多位中外企业家和专家学者说的，还有一次是去年4月与中央文史馆馆员交流时说的。

李克强对道德经济的念念不忘，显然现实有所指。某种程度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之痛，也是道德传统在社会生活中严重滑坡之痛。

事实证明，经济的健康发展，已经不能承受道德滑坡之重。然而对于道德，今天的社会已经渐次失去底线的共识，在“道德是一种修养，不是责任，不能拿来要求别人”的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向反方向呐喊声中，人与人之间、经济活动之间的道德底线屡屡被击穿；用道德的标准评判社会现象，往往被讽之为“道德婊”、“道德绑架”；“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往往成为自由主义者讥笑的对象。

于是出现的奇葩现象是，当经营活动引发冲突，不讲诚信、不讲道德的商人反过来跟吃亏上当者说法治，你说要拿他们去法办，法治说拿他们没办法。当地铁上的凤爪女被指不道德时，凤爪女反而给你上法律课，然后转身能够在商业活动中开出名人的身价。

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

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同样是他，此后10多年写出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被学界政界普遍认为，他传导的核心理论就是，道德与财富、与经济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关系。

而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证明，经济的法治不是万能的，如果脱离了经济的道德元素，经济的发展就是苍白的，缺乏可持续的健康原动力。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生命健康的不堪中认识了苏丹红，认识了三聚氰胺；我们在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商一边剔着食尽人间滋味的牙齿、一边高谈政治经济与法治的阔论中，认识了节节高攀的房价；我们在鱼龙混杂的网购平台上，刚刚领教了职业差评师的疯狂勒索，又转眼见识了怎么通过刷单制造虚假的好评。

人类经济活动，无法消灭造假与欺骗，如同法治无法彻底消灭带血的资本积累一样，正是由于道德的极度贫血。当道德贫血之后，法治也会沦为有缝可钻的苍白文本，经济也会沦为泡沫与虚假的苍白繁荣。当今中国经济，救“市”与救“德”，都已经到了非止损不可的境地。而德从何来？从法治的进一步完善中来，从政商关系相互流淌的干干净净的血液交流中来，从仅仅将道德当成一种义务、转变为当成社会责任、当成法治限制的制度设计而能够真正兜得住底线中来。

一手是法治，一手是道德。一边救经济，一边救道德。中国社会只有这样走，道德的血液才能不分官员与商人，不分权贵与平民，经

济发展的成果才能通过道德的血液，分流到大众手中。这应该是李克强总理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还向国人发出一声呐喊的原因。

道德不止损，经济的止损效果是有限的。国人当自省，中国当自省。

李克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