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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阶段判断告诉我们在哪里，还连接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中国目前已进入什么样的阶段？总体说来，已悄然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建国后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和调整，即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表现为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变；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推进改革开放，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次是“十二五”开始系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和军队“七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第三次大转型与前两次大转型有所不同：一是转型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同，从国际环境来看，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后全球转型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开始显现。二是转型的内容不同，这次转型不仅有体制或制度转型，还有发展模式转型，不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非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三是转型的方式不同，这次转型将更多地表现为人本转型、全面转型、协调转型、创新转型、可持续转型等。

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转型开始在全球展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本主义”正在转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推进“再工业化”或“再制造业化”，试图以此化解金融泡沫和缓解就业压力。二是高福利社会正在向“适宜福利社会”转型，以缓解因“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高负债压力。三是高碳经济正在向低碳经济转型，通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实现地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四是产业发展正在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成为世界潮流。全球转型既为我国推进转型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我国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次大转型面临新的国内环境：一则我国开始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30多年的年均10%左右逐步转入年均6%—8%。二则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时段，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后即进入这一阶段，而我国正好开始迈入此敏感时段，若不能适时推进改革和转型、培育新增长点，就有可能陷入其中。三则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等都越来越高，使得我国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再明显。四则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虽还在发展，但重化工业阶段开始进入到以提高质量为主的下半场。五则城市化开始步入加速阶段的后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达到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201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3.7%，开始进入到以提高质量为主的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下半场。六则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快速推进时期，各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国内出现的消费比重低、投资依赖、高房价、债务过多、产能过剩、金融风险、政府公信力下降、信仰缺失、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对转型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

在全球大转型背景下，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第三次大转型拉开了序幕。这次大转型涉及面宽，内容丰富，任务繁重。按照本人几年前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思路（见《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我们可以将这次大转型分解为八方面转型：制度转型、目标转型、动力转型、分配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要素转型、绿色转型。

其中，制度转型即制度改革，表现为由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转变，由不公平制度向公平制度转

变；目标转型表现为由更多追求数量目标向更多追求质量目标转变（或由追求速度型增长向追求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变），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变，由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变；动力转型表现为由主要依靠需求边“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转变，由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增长转变，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增长转变；分配转型表现为由追求国富向追求民富转变，由少数人先富起来向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由依靠特权优惠富裕向依靠公平竞争富裕转变；产业转型表现为由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由无品牌产业向有品牌产业转变；区域转型表现为由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向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转变，由城乡分割发展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由区域不平衡发展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