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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与中国的近代化

19世纪60至90年代，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派倡导

主持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洋务运动中的洋务，

指中国人要学习和引进洋人所务的某些方面，包括：中国需要学习，引进的西方

“长技”以及与其有关的事物。1[1]还包括懂得这种长技的人才，如办学堂、派

遣留学生及出洋参观等。还包括仿效西方，设立外事机构，使外交近代化，洋务

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关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史学界大致有三种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和途径，也

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应该积极肯定的阶段；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给中国准备

了某些争取国家独立，培养资本主义萌芽，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条件，但当时保留

着自己的全部矛盾性和落后性，很难发展近代化；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从根

本上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开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却“没有为持久的

近代化创造条件”。2[2]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逐步加快，也就是说评价历史事件的参照系正在

逐步发生变化。改革开发以来，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

新认识洋务运动，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运动，成为新时期的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

以中国的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为参照系，洋务运动便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发轫阶段，

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其作用不可低估。

中国与西方的近代化有着不同的背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一般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有能力担当领导责任。而中国

在19世纪中叶所进行的改革，主要反映民族自卫的要求，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

经济条件尚未成熟，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因此中国欲实现近代化，就不能照搬

西方近代化的现成模式。中国的近代化应该走什么道路？怎么样才能克服、冲破

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封建传统势力的束缚？

中国古代从未提出过发展的概念。在政治上，封建君主独尊儒术。以孝道伦

理治天下，缺乏法治观念；在经济上，封建君主实行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政策，

除了少数与农业和维系大一统有关的天文、地理、水利等学科外，封建政府不重

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以应付当前政事为满足，即使最有眼光的改革家，也只

是针对积弊提出或兴或革的建议，缺乏久远之方。在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仍

然固守着“八旗根本，骑射为先”3[3]的祖宗家法，坚持认为只要随时粘补修理,

清政府这所大房子就可以一律整齐，而无需从根本上进行变法。显然，以这种头

痛医头脚痛的方法对应付数千年未有的变局无济于事。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中国的刀茅弓箭抵挡不

了西方的洋枪大炮，因而他们通常并不反对购买西方的坚船利炮。这就为洋务派

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时机，即以军事近代化为突破口，把改革的理想付诸实施。

李鸿章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方便可敛手。”4[4]左宗棠断言，

中国欲谋自强，必应防造轮船方可夺其所恃，化西方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曾国

藩也强调，自强应首先参军备的近代化入手。他们认识到，全凭购买有丧失主权、

受制于人的危险，因此他们强调掌握制器之器的重要性，并进而认识到船炮机器

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如果一味依赖外国，不但利权外泄，而且一旦有事，

易于为敌人所把持，认识到基础工业对于近代化的意义。于是采取了在引进西方

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加以消化，以自修自造自用为主的方针，并建立为军事工

业服务的基础工业和部分轻工业。

这一战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1865年起，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先后办起了金陵制造局、江南

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一系列以军工为代表的洋务企

业，从而开始了近代历史上洋务运动。

兴办洋务，在19世纪60年代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

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创办军工企业

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起到1894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洋务

派共创办了大小24个军工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大都采用机器生产，尽管当时

机械化程度不同，在生产中仍然大量采用手工生产方式，在管理方面也存在着浓

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但它们毕竟是中国大地有史以来第一批近代企业，开了中

国近现代化之先河，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

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这些军工企业的创办，生产了大批的枪支弹药，改变了

以前清朝军队的刀茅弓箭，土枪土炮的落后状态，这对于维护清朝统治和抵抗外

国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