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洋之争对中国声乐发展的影响与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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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洋之争对中国声乐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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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的声乐艺术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从远古时期的原始乐舞、原始歌谣再到周代的《诗经》，而后隋唐时期的宫廷歌舞、宋代词调歌曲和明清小曲，可以说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声乐艺术一直伴随在中华儿女的生产生活中，其涌现出的大量作品承载着先民对于时代的记忆，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1840年以来，中国在经历了近代百年历史变革后，其声乐艺术的发展由传统音乐为核心逐渐向中西文化交融的“新音乐1”形态进行转变。从学堂乐歌至今，可以说中国近代的音乐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争议到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围绕着几次对立之后先后展开了几次讨论而不断向前发展。今天看来，中国声乐艺术的蓬勃发展与二十世纪中叶“土洋之争”的学术争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对“土洋之争”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大批的音乐研究者对该选题进行过研究，目前从本文在图书馆、CNKI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主要分为理论著作、期刊和硕博论文三种。在著作中：关于对土洋之争的研究相关性较高的著作共有了5部，其中，冯长春编著的《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对本文在近代音乐历史的梳理方面提供了帮助。在期刊方面，本文以“土洋之争”作为关键词在知网中进行检索，共查阅到了十多篇文章，其中王素兰的从“土洋之争“到三种唱法并存──兼论民族声乐学派的建立，从历史的角度评析了唱法、风格、理论思潮等的发展变化，从而，清晰地呈示出建国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赵世兰的声乐表演艺术的几个理论问题，立足于声乐艺术本体，从声乐表演艺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当下人们比较关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研讨。第三，在硕博论文中，张强《建国初期声乐界“土洋之争”研究》、黄晓涛《从“土洋之争”到“多元发展”—对中国民族声乐出路的思考》、韩雪静《建国十七年中国声乐艺术“土”“洋”之争的历史回顾与研究》等文章均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本选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对于中国声乐发展的影响和具体指导等研究还存在不足，因此，本文之研究就是要通过对土洋之争的发展进行梳理从而探究其对中国声乐发展的影响与启示，以期对中国声乐的学科建设、理论研究、舞台表演、教学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贡献。

第一章“土”与“洋”碰撞的历史回溯

“土洋之争”是二十世纪中叶在专业音乐领域中引起的一场历时较长的关于声乐唱法的学术争鸣。土与洋关系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东西方文化、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

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景教”的圣咏传唱，而后元代明代清朝均有传教士来中国进行传教，并把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洒下了种子。但这些“传播“由于只局限在宫廷所以影响并不大，当然也对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不足以产生冲击。

土与洋碰撞的端倪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初在全国范围内使西方音乐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是新式学堂里开展的唱歌课—学堂乐歌，通过运用日本和欧美的音调，为国人所接受，进而把西洋的音乐广泛的传播开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兴起了各种新型的音乐社团同时也为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以及上海国立音乐院，这些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大都设有西洋音乐（包括理论和技术）的专业课，从这时开始西洋的美声唱法作为一种歌唱方法正式纳入了我国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课程。从1927年国立音专建校以来，培养了培养了喻宜营、斯义桂等早期声乐人才。与此同时，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群众们的音乐生活也随着一些世界级的音乐家、艺术表演团体来华演出而较以前日益活跃起来。例如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宾、花腔女音歌唱家加利·库契2在20世纪上半叶，美声唱法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但由于它的建设者和受众群体大都还只是一些专业人士，普通大众仍视其为一种“外来艺术”（或“上层艺术”）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当时的一些歌唱家用美声唱法来演唱中国歌曲，只是追求唱法的科学性没有考虑到母语的咬字问题，所以对于一般群众甚至是一些音乐工作者来说都是不太容易接受的。

李焕之曾在建国初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新的民族学派的声乐艺术早在救亡歌咏运动中就已露出苗头来了;其后在延安的秧歌运动中越来越民族化、群众化地发展起来,所谓西洋唱法与民间唱法之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3在抗日救亡时期，音乐是要作为武器为群众革命运动服务的，救亡歌曲成了该时期音乐创作的主旋律，而为了更好的让救亡歌曲传递出它的“力量”，更具“亲和力”的传统民族唱法被更多的采纳。1938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鲁艺成立了，鲁艺的教学密切联系群众音乐运动，注重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研究。1939年鲁艺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对民歌进行了收集和创编的工作，民歌的传播越来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