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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诗序对文学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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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诗序对文学理论的贡献

“序”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因整理文献、编辑文集而产生，经历了文集序、赋序到诗序的演变过程。从最早的诗序制作来看，主要是用散体文介绍有关诗歌的创作背景及主旨，由于汉儒对《诗经》的研究，产生了《诗大序》、《诗小序》的重要文本，形成了最早的诗歌理论。因此，诗序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重要载体。由经师传诗作序到文人创作立序有一个比较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是运用诗序论述诗歌理论还是在南朝梁代江淹的《拟杂体诗三十首并序》中出现了（1）。进入唐代以后，诗人更加自觉地在诗序中评诗论艺，追溯诗歌发展的历程，表达自己的创作价值取向或憧憬的诗歌境界，甚至表述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因而形成终唐不衰的传统。本文试图通过对唐代诗序的全面考察，论述诗序对推进文学理论发展作出的贡献，以求教于通家。

一、诗歌总体风貌与诗歌美学理想

诗歌是一个时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诗歌美学理想。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繁盛的时期，唐人对诗歌总体风貌的表述，常常见之于诗序中。

（1）诗歌总体风貌描述方面：

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1]584：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首，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陈子昂在简单回顾诗歌五百年发展历程之后，得出“文章道弊”的症结在于“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因为大量的诗歌文献表明：“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因此要弘扬《诗经》以来的“风雅”之道。进而提出他理想中的诗歌风貌应该是“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从整个初唐诗史演变来看，东汉之末到南朝，皇权衰落，经学不振，两汉经师弘扬的先秦儒家封建正统思想权威下降，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文学在相当程度上脱离“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在个人情性的抒发和对形式美的追求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从隋朝统一到初唐时期，为了适应王朝统一的政治形势需要，儒学复古与文章复古的声音一直不断，但诗文创作具有一种强大的惯性，初唐君臣的文学活动还主要局限在宫廷圈子里，从帝王到侍臣都一面否定六朝一面又在承袭六朝传统，这一点从帝王的诗歌诗序和初唐四杰的诗歌诗序中可以看出来，即使陈子昂，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整饬精练的骈体美文的追求。陈子昂的这篇诗序中提出“兴寄”和“风骨”，可以说是对四杰创作主流倾向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刘学锴先生所说：“这篇诗论的意义，不在理论上的创新和辨析上的细致，而在他明确提出的‘风骨’、‘兴寄’主张适应了诗歌革新的趋势与潮流。”“它的长处也不在阐述理论的说服力，而在贯注其中的高远的历史感、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未来诗歌的热情呼唤。”[2]这篇短小的诗序历来被认为是吹响了唐诗风格和体裁改革的时代号角，端正了唐诗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2）诗歌美学理想方面：

李世民《帝京篇十首并序》[3]：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山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李世民以一个海纳百川的帝王的心胸，将其政治上的宏伟理想移之于诗歌创作中，他以历史上一些帝王“穷极奢丽”最终导致“覆亡颠沛”为借鉴，提出“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的诗歌创作理念，反对“释实求华，以人从欲”，对初唐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实际上李世民的诗歌还是继续着六朝宫体传统，其理论和创作之间存在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而李适（德宗）《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章十六句并序》[1]45提出“中和”是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参比音律，播于丝竹，韵于歌诗，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乐”，这样就能够达到“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的政治目的。这显然是继承儒家诗歌观念的产物，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与帝王追求“中和”出于政治教化不同，白居易《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