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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略谈中国的书院文化

中国的书院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私

人教师，开了私人办学之风。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提倡有教无类“”，以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又一说指六经）为教学内容，方法则灵活多样，尤以启发式为主。他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

述为作”，创立了儒学。弟子有三千之多，其中大贤七十二人。孔子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

并未建立书院制度，他是在自己家开门教学的。此外，他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游说，所到之处，都

有学生跟随，随时都进行教学。战国时期，孟子等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教学的，其规模则越来越大。

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团体，有他们的组织，但是，也还不

能称之为书院。他们以墨子之说为经典，以实践活动实现其主张，主要参与社会活动，很少有专门的教学

活动。

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实行焚“书坑儒”，除了《周易》和专门的技术如种树之书，禁止儒家经典在民间流传。

秦朝的教育，实行法家韩非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由各级官吏直接掌握教育，教育直接为中央集权的

专制政治服务，教育失去了独立性，也放弃了文化学习。

汉承秦“制”。政治体制沿袭了秦制，但是，儒学的命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汉初推行的黄老“之术”和休“

养生息”之后，汉武帝终于接受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传》，《汉书》，P2523，中华书局，1983，）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开

始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为汉王朝的大“统一”服务。与此相应，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

天下之士”（同上书，P2512）的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五经指易、春秋、诗、书、礼，博士是官

职，不是学位，教授经典的是经师）。太学是官学，相当于国立大学，不同于私学。但是，在传授经典的过

程中，形成以经师为首的家学“”，此家“”字是指专门之家即专家，不是家庭之家“”。他们有严格的师承关系，

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太学生也能对政治发生影响。东汉末年，发生党锢“”，有些清流“”受到迫害，曾发生过

太学生集体请愿之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魏晋时期，太学依然存在，但学术风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玄学，大“畅玄风”，也就是清“谈”之风，道家学

说（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新道“家”）得到发展。很多名士“”聚集在一起，谈玄论道，以谈资清雅相标榜。但是，

还不能称之为书院。

书院开始于唐代。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改变了汉代的征辟“”、“乡举里选”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通

过考试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书院也就应运而生。但唐朝的书院还是初创，在其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两种

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唐朝的考试以词赋为主，即注重于文章诗词；二是一部分文人学士在山

林之间筑起书屋，作读书休闲之用。这些地方经常是一家或少数人相聚，读书论道、修身养性，此即早期

书院。比如后经朱子修复而成的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就是唐朝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因养一白鹿而得名。

书院兴盛于宋代，其规模、性质与功能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与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北宋初，

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思想家，他们以儒家经典教授于各地，随之便出现了很多书

院。政治改革家范仲淹从政时，便设置学官，胡瑗等人则以“明经”、政用“”设科讲学。与此同时，宋“初三

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亦开科讲学。随着儒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大兴。到北宋中期，理学正式

形成，以地域为名称的学派也先后建立，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苏轼父子的蜀“学”，

相互响应。与此相适应的书院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书院，以讲授儒家经典为宗旨，与佛教

寺院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复兴儒学的重要阵地。

到了南宋，朱子在福建建立了儒学体系，称为“闽学”。从二程洛学“”到朱子“闽学”，经历了四代传授过程，

其间都有书院相随。而朱子所到之处，则以建书院为首要任务。著名的武夷精舍（建于1183年，明代改

名武夷书院，清康熙题字学达性天“”）、沧州精舍（建于1192年，初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