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docx

论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

论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

文学创作是一种包含着丰富作家情感特色和个性的艺术，作品中无不体现了围绕着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文学作品又是现实http://wWw.LWlM.cOM生活的三棱镜，它巧妙而委婉地折射着生活的万千气象。因此，文学创作就具有了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内因和外因的问题。二者是互生互动的，只有很好的协调才可以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一、中国文学民族性的表现

民族性主要是指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特性，它是自己所独有的，与其他的民族可以很好的区分开来。这是民族性自身的骄傲和真正价值所在。具体来说，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既可以表现在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方面，又可扩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民族的创作。

（一）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民族性是比较明显的，这又可以从多个方面来体现。有学者就认为，“民族文化传统，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文化景观，这一切之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不可或缺的……”［1］下面具体说明。

1、客观的民族文化风俗的生动展示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原生态的民风民俗，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都有很突出的描写。如苗族身份的沈从文在《边城》中描画的龙舟比赛、相亲走“车路”“马路”的习俗；还有水手和妓女的自由恋情等。藏族身份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的对藏族土司制度的描写（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2］）还有在《格萨尔王》中对藏族英雄的人性化描写；扎西达娃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中篇小说《西藏，隐秘岁月》中对西藏文化的描述等，无不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有学者指出，“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等的小说，最为引人关注的不是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而是草原文化的另类风景，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的看点就在于对遥远、神秘的藏区文化的展示上……”［3］还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对蒙古草原的风俗人情的展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的刻画，无疑是他们的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

可见，这些作品取胜的法宝之一便是对他们熟悉并深爱着的民族文化风俗的写作。它们是文学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性的客观资源。

2、主观的民族审美观的独特抒写

这主要表现在作家们对自己熟悉地方的热爱，对异地和城市文化的厌恶、排斥等主观感情。如沈从文笔下神秘美妙的湘西风光，老舍对满族的文化批判，回族身份的霍达和张承志笔下的坚韧勇敢的穆斯林文化赞歌等，都渗透了作家对自己民族的丰富感情。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割舍不掉他们的民族身份的，于是在作品中便自觉地表露出他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和审美情感。

例如，沈从文作品中时刻流露着对苗族人民的歌颂和向往，同时也写出了对于当代社会中所谓文明的不满以及抨击。这种“和城市文明完全不同样式的湘西社会经验注定了沈从文把目光倾注在童年记忆中民风淳朴、世外桃源式的湘西，希望用这优美的人性、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命强力为被封建礼教和所谓的现代‘文明’所束缚、异化、戕害而形成的怯懦、虚伪、萎缩性人格和残缺人性重新注入生命的活力……”［4］

因此，主观的民族审美观的独特抒写，是文学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性的感情来源。

3、作品中语言运用的个性化

可以表现在作家运用自己熟悉的地域化语言写作或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语言。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对各种地方习俗的描写，用的是词典式的方言抒写；阿城的长篇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阶梯》便是“对川西北嘉绒藏区本土文化的‘人类学笔记’或‘笔记式的田野报告’”。［5］美国的马克吐温，除了其幽默的文学特色外，最重要的便是对当地方言土语的生动运用。有学者指出，《山乡巨变》

在当代文学史上频频引人注目的是文本语言上大量方言土语的采撷与运用。主要表现在一些特色方言词汇和益阳山乡农民的俗http://wWw.LWlM.cOM语大量进入文本。《山乡巨变》中大量益阳方言口语“民间话语”的存在，可以看做是一种民间生活图景的文本再现。［6］

还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各具特色的语言，如老舍笔下的人物的京腔京味，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语调，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的豪爽直白的方言等。类比当今强势的网络媒体而言，其中充满趣味的方言化电影便非常流行。如河北王宝强的“傻气”，喜剧演员黄渤的方言味，大到粤语的流行，国语的提倡等，都是一种民族语言特性的表现。因此，作品中语言运用的个性化是文学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性的显著标志。

（二）汉语写作的民族性

对于国内来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我国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对外来说，汉语的写作便具有了巨大的民族性。它可以影响到国际间的文化交流。“